林保華

來了﹐司徒雷登        林保華

    一九四九年前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從美國移
葬杭州。原因是他在杭州出生﹐至到十一歲離開﹐他的父母也葬在杭州﹐以
及他的“中國心”。毛澤東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為新華社對美國國務
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寫的系列評論中﹐有一篇就叫“別了
﹐司徒雷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那麼在五十九年後上演“來了﹐司徒
雷登”﹐正是反映了政局的變幻。在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好﹐帝國主
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後﹐司徒雷登照理可以更早一些安葬在中國﹐但是到底
“別了﹐司徒雷登”是如假包換的“最高指示”﹐以及中共反帝﹑反美的本
質﹐因此即使經歷了對“凡是派”的批判﹐還是不得隨便拂逆者也。

                毛澤東仇視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之所以出名﹐其實還不是因為毛澤東的這篇文章﹐也不是他的
兩年駐華大使職務﹐而是他擔任過燕京大學的校長與教務長﹐為中國的教育
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而毛澤東對他的批判﹐也著重在他“是一個在中國出生
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
抗日時期做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
國人”。在這篇文章裡﹐毛澤東就反覆教訓“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
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在這前面一篇也由毛澤東執筆的評論“丟掉
幻想﹐準備鬥爭”﹐也是對這些帝國主義“為了侵略必要”而造成的知識分
子百般辱罵﹐尤其是對到了台灣的“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於是中共
建國初期發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
以及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關閉了燕京等教會學校。一九五七年收拾“資產
階級右派分子”就是對這些“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敲響喪鐘。

    我對司徒雷登的大名如“雷”貫耳﹐不是因為毛澤東那篇文章﹐而是父
母都是燕京大學畢業的﹐與司徒雷登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去年媽媽去世後﹐
家人給我傳來她的遺物中﹐就有父母親一九三七年六月畢業時結婚的“婚書
”﹐證婚人就是司徒雷登。

                父母對司徒雷登的感情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到了最後階段﹐大概也屬於“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
人主義”的父母親﹐在當年十月離開居住了十一年的印尼中爪哇小城市梭羅
﹐移居到首都雅加達（當時還是荷蘭殖民統治而叫“巴達維亞”）﹐相信他
們當時都和中國大部分“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那樣﹐認為共產黨
比國民黨好﹐中國有光明的前途而準備舉家遷回中國。但是他們終於沒有回
國。他們後來放棄回國的原因有許多﹐除了我的祖父被中共批鬥管制外﹐還
有就是與司徒雷登有關。因為他們接受不了中共對司徒雷登的清算﹔而燕京
大學被關校也使他們耿耿於懷﹐一九五六年母親從印尼回國“觀光”﹐去了
在燕京大學舊址的北京大學懷舊﹐回來後還一肚子怨氣。

    在我一九五五年離開印尼回國前﹐當時散居海外的燕京大學校友們﹐有
很頻繁的聯繫﹐印尼就有好幾個。他們都非常關心司徒雷登在美國的消息﹐
尤其是由他的秘書傅涇波所傳出來的消息。他們談到司徒雷登時的口氣﹐就
像自己家人一樣。到文革結束後﹐曾經傳出燕京大學可能復校的消息﹐也使
老校友們頗為鼓舞﹐但是最終只是空歡喜一場﹐這些老校友也逐漸凋零了。
不能復校的原因當然還離不開它為“帝國主義”培養他們知識分子的罪名。

    教會學校出身的父母親﹐都是基督徒﹐尤其是母親﹐成為支撐她活到九
十二歲的重要精神力量。從孩童時期母親與父親一彈一唱福斯特的黑人民歌
與鍾情西方文化﹐以及對美國的態度﹐對我的幼小心靈有極深刻的影響。這
是我經歷許多人生波折後才醒覺到的。

                 相信毛﹐還是父母親

    雖然後來父母沒有回國﹐避免了劫運﹐但是一九五五年我卻回國了。這
一回合﹐西方資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爭奪接班人的鬥爭中﹐中共獲得勝利。
當時我知道中共對美國與司徒雷登充滿敵意﹐但回國後看到這些文章﹐對其
刻薄的言詞還是感到意外﹐到一九六○年《毛澤東選舉》第四卷出版﹐才最
後確定這些文章是出自“偉大領袖”之手。

    中共因為反美而反司徒雷登﹐也給我造成很大困擾﹕應該相信共產黨﹑
毛澤東﹐還是相信自己的父母親。這個“兩條道路”鬥爭長期得不到解決﹐
起初是要自己“相信黨﹐相信群眾”﹐但是也自認難以脫胎換骨“改造”。
最終解決是在我度過人生接近一半的時候﹐兩個階級爭奪我這個接班人的鬥
爭中﹐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戰勝共產黨的獨裁專制。

    父母親雖然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有保留﹐但是始終沒有如同我那樣“反
共”﹐其中老爸又比老媽“愛國”﹐這也許與他們出身不同有關﹐滿清貴族
出身的老媽比老爸更加洋化﹐因而更“右”一些。在我一九五五年離開印尼
回國前﹐媽媽說的較多的是龔澎與龔普生（分別是中國外交部高官喬冠華與
章漢夫夫人）﹐她們同一個寢室﹐但是她看不慣她們一直爬牆出去參與學生
運動而不好好讀書。黃華也是低屆的同學﹐老爸在一九五五年採訪萬隆會議
時與他打過交道。會議召開前喀什米爾號公主號飛機失事﹐死難者有燕京的
校友李肇基﹐父母為校友之死唏噓。一九八三年老爸去世時﹐還留下一部接
近兩萬字的《學府生活的回憶》手稿﹐但是不爭氣的兒子﹐至今未能給他出
版而完成他的心願。

                中共還不接受司徒雷登

    一九五七整風反右我因為有右派言論而被批判要挖家庭根源﹑階級根源
時﹐痛感於嚴重政治錯誤而“竹筒倒豆子”向黨交代﹐把這些交代出來批判
父母的“不革命”﹐尋求“組織”幫助。然而我對美帝國主義與司徒雷登﹐
始終不能恨到刻骨銘心﹐雖然政治學習與遊行示威的時候﹐也跟著喊口號。
一九七三年老媽回國觀光到北京﹐想與龔普生見面時﹐雖然中共又開始統戰
了﹐但是當時身為外交部條法司司長的龔普生居然推托﹐估計原因是她的丈
夫章漢夫還沒有“解放”而心存顧慮﹐使我們對共產黨的不近人情又有進一
步認識。

    經歷過被中共統治的經驗與對中共的研究﹐我比深受西方教育的父母親
還要反共﹐看來美帝國主義培養毛澤東所說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
者”的確很有一套﹐甚至隔代傳承基因而有所“異化”。然而如今許多中國
知識分子淪為中共的傳聲筒﹐也顯示司徒雷登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太少了﹐
所以中國還缺乏“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

    有報導說﹐司徒雷登之所以能遷葬杭州﹐乃是曾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
習近平批准﹐這當然與他成了“皇儲”有關﹔而這﹐又與美國已經退休的傅
履仁將軍的努力分不開﹐他是美國華裔百人會的會長﹐是中共重要統戰對象
﹐他更是長期擔任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的幼子﹐也是美國第一位華裔將軍
。二○○六年第二十三期的《三聯生活周刊》發表了他的口述歷史“傅涇波
﹕追隨司徒雷登四十四年”﹐使我們對司徒雷登與傅涇波有更深刻的了解。
由於司徒雷登在一九六二年去世時的遺願是安葬在中國﹑當年燕園東門外他
的夫人墓旁﹐因此安葬杭州是一種妥協﹐表明中共對他還有很大保留。

    司徒雷登與傅涇波關係情同父子﹐司徒雷登寂寞的晚年﹐是由傅涇波一
家照顧的。這種超血統的感情﹐這種人性﹐是共產黨永遠無法理解的﹐所以
毛澤東才會寫出那種沒有人性的文章﹔我也有幸於父母接受過司徒雷登的教
育﹐因而在共產黨把我搶走的時候﹐最終沒有淪為毫無人性的黨徒而迷途知
返。感謝司徒雷登校長﹐請您安息吧。
《動向》雜誌 2008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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