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按:要了解共產黨特權階層的“特”,從“特供”就可窺見一斑。文中的王實味,在1940年代初期延安整風時自我革命,批判等級制度、反對特供而被捕,1947年共軍撤離延安時,被共軍砍頭,真正的砍頭,理由是要節省子彈。看看蔡英文自我革命而反對18趴的特權至今還被國民黨攻擊,就可以看出這也是一種變相砍頭。毛澤東晚年時,因為他的眼睛不好,還有為他專門出版的,斗大字的書籍。當時給高幹出版的內部讀物,字體也比較大,因為此時的老幹部都已經進入戴老花眼鏡的年紀了。別以為現在共產黨有錢就不必特供了,除了本文提及的現在中共高幹有特供蔬菜避免污染,還有特供的“空氣”,保證清新空氣吸入他們的肺部。所以他們對環保毫不在乎,因為對他們的健康不會造成威脅也。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當然也是因為地位越高,享受的特供也就越多有關。到了政治局常委這一級,就等於領到丹書鐵券,犯什麼罪都可以不必追究,因為會損害“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形象。

 

“特供”之“特”

20111119 牆外仙 發表評論 閱讀評論

 

在上海市楊浦區,有一個特殊的博物館——中國煙草博物館。通

過其網站設立的虛擬展館,亦可“身臨”參觀。“走進”該館三

樓的“煙草歷程館”,一座從北京拆除並原樣復原的四合院門樓

,格外顯眼。

 

關於這座四合院門樓,中國煙草博物館生動地解說道:

“它是當年為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提供特供煙的生產所在地。1964

年夏,在賀龍元帥的提議下,中央辦公廳決定由四川什邡煙廠為

中央首長生產特供雪茄煙。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和試驗,廠技術

科搞出了35個配方,製成樣品後送北京審定。最終,大部分首長

選的是13號,而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煙。”

 

1971年,四川什邡煙廠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遷京,組成“特供煙生

產小組”,按中央首長選定的編號,對內稱“132。當年“132

”所在地的四合院門樓,如今便立於中國煙草博物館。

 

煙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來,又將如何而去?

 

201155《南方週末》一篇關於北京海關特供蔬菜基地的

報導,建國後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報告。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730擬訂了《關於對在京高

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

。中共中央在轉發時將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改為

了“特需供應”。

 

其實,“特供”由來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3月,在延安專門從事

馬列著作翻譯的高級知識份子王實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風運動及

當時的制度環境後,寫下了這篇文章。

 

文中,王實味對延安的“等級供給制”頗有微詞:“如果一方面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

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

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

—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19392月,大生產運動開展,1941

年春,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兼政委王震,奉命開進南泥灣

。同年9月,從蘇聯回來的任弼時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按照蘇聯

體制健全了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同時完善了機關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寧時期蘇聯設立的“療養食堂”,被視作“特供”制度的最早

起源。史達林時期擴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豐富、價格低

廉,以穩定幹部隊伍。

 

1942年,因南泥灣開墾,延安的生產自給率達到61.55%,“到

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食堂形成《

飯廳規則》,對不同職位的伙食標準作了具體地規定和說明。

 

據《南都週刊》2011年第19期《變味的機關飯》一文的資料統計

,當時的延安的伙食標準按照等級制度執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

機關工作人員伙食,分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規定“每人每月須吃8次肉,

每次4”、“饅頭每月須吃4次”、“菜內應增加油4錢到5錢”

、“米要碾細,米湯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飯維持同等水準,並規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長級別

幹部或七年以上黨齡者、技術工作人員享用。

 

小灶則要求米麵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飯菜的調劑等,僅面向部長

級別及以上的幹部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作為高級知識份子,王實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並不滿這種

“特供”制度,於是便寫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

分九等”之語,代表著其強烈情感。

 

信力建在《從供給制看所謂“財產公有化”》一文中,記錄了當

時除伙食標準外的“津貼”差異,按照當時規定,“中央委員以

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各廳、處、院及師團

級幹部每月津貼3元,以下依級別遞減,最少的為1.5元,最高和

最低之間相差3倍多。”

 

1940年,任弼時又對“津貼”制度做出重大調整,如政治局委

員以上級別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貼一倍以上的津貼待遇,

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0元。

 

香山農場

 

建國後不久,在歷來被稱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

座歸屬于中央警衛局管理的農場——“香山農場”建成,產品專

供副總理以上中央領導和部分老中央委員。

 

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歷任服務科招待員、辦事員、總

特灶伙食組組長等職的張寶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參考》上,

發表了一篇記錄香山農場歷史的文章,並稱香山農場“開啟了新

中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制度。”

 

供給制年代,香山農場主要人物是保證首長的飲食供給,“除了

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

需要外,其他首長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

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給制年代,香山農場則以“真材實料”和“物美價廉”,

來保證“(首長)夫人們為了有計劃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

物美價廉的農產品”的要求。

 

農忙時節,因農場在編人員缺乏,需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

援。後劉少奇、陳雲又特別指出當時許多“三門出身”(家門、

學校門、機關門)的年輕幹部過於“官氣”,生活過於安逸,於

是便形成了一個“原則”,即中央幹部每年需在香山農場勞動20

天。

 

由於香山農場的特殊性,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並在部隊介入下,

組建了更大的生產班子——“玉泉山農場”。除了稻子和蔬菜外

,玉泉山農場還開墾了山坡荒地,栽種果樹。並按照三個級別區

別果品。

 

據張寶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憶,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

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稚園,每斤一角

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子女)每斤一角

左右。

 

此外,香山農場還負責“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

玉泉山農場還專為毛主席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

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

 

這種特殊需要的特殊對待,被稱為“專供中的特供”。

 

1956年後,當年隸屬中央警衛局,擔負特殊供應任務的香山農場

,按政策改變劃歸北京市統一管理。張寶昌稱:“爾後,中南海

首長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2011年,相關媒體報導稱,據知情人士透露,巨山農場為國家高

級官員的瓜果蔬菜主要供應地。

 

CCN記者查閱了巨山農場的介紹得知:

 

“北京市巨山農場隸屬於北京三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位於首都

環境保護區的西山腳下……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無公害污染,

經農業部和北京市環境監測中心對農場生態環境監測,農場水質

、大氣、土壤的品質均達到國家規定的優級標準。”

 

34號供應部

 

195661,地處北京東華門大街34號的“北京食品供應處”

正式營業。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被習慣稱為“34號供應部”的食

品供應機構,是一個正處級單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業局”股

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團”之前身。

 

如果說香山農場“開啟了為中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制

度”,那麼34號供應部,則是這個制度機構體系化、任務政治化

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處,即食品保衛處,下設四科一室

,負責為涉外及中央首長的食品特供任務;1953年該處取消後,

特供任務於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號供應部,便以北京市第

三商業局特供站與北京飯店供應科為基礎組建起來。

 

通過第二商業局退休幹部高智勇,在媒體相關採訪中的回憶,及

2007年第八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北京市困難時期商品供應

追記》一文記載,我們可以瞭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別”之處

,和對負責、參與“特供”事務人員要求的嚴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於三個方面,即安全第一,高品質、高水

準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數量、品質、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

’,一絲不苟、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產、採摘、採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

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

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

 

負責“特供”業務幹部與職工,由商業局親自選調,而保衛幹部

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政治態

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點審查的因素。

 

同時,他們不僅要認真執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與組織紀律

,還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務物件,特別是“特需”物件的需求喜好

,以便工作中落實。

 

1959年至1961年,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同時也是特供制度

高度發展的時期。

 

對享受“特供”待遇的幹部,因權位高低和官職大小而制定標準

。如“四副雙高”(人 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

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與最高人民檢

院檢察長)的標準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

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食油、果蔬等適量。”

 

而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

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

不等。”

 

在困難時期,執行特供任務的34號供應部,能做到特供保證,實

屬“不易”。鳳凰衛視2009年一期《騰飛中國》節目的相關報導

稱,由於商品匱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國各地以“政治大局”

為重,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號供應部管轄的專用生產基地,如屠宰廠、肉食加工廠

、糕點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均配備當時最先

進的設施,“甚至連豬舍、養牛場都是聘請蘇聯專家設計和建築

的”。

 

132小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專為毛主席和中央首

長生產特供煙的“特供煙生產小組”。在上海煙草集團北京捲煙

廠網站——“中南海線上”的企業事記事裏,有一句話的歷史記

錄如下:

 

1971年,北京捲煙廠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務:在中南海對面

南長安街80號一座四合院內成立‘132車間,專為毛主席等國家

領導人生產特供煙。”

 

四川什邡是歷史悠久的曬煙之鄉。早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什

邡煙廠就給賀龍元帥卷制雪茄煙。而關於“132歷史的細節,多

數流傳的故事和媒體的報導,都是來自于當年什邡煙廠的一位132

小組制煙老人范國榮的回憶。

 

1964年秋,范國榮等四人接到廠書記通知,要求他們帶上上最好

的煙葉和洗漱用品,不用帶鋪蓋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務”

。這四人政治合格、技術過硬、經驗豐富。

 

在成都的羅鍋巷煙麻局,他們“造”了四個月的煙,每天工作8

時,每人每天要生產煙100-200支。范國榮後來才知,這是專門為

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試過之後感覺不錯。我們從成都返回到廠

裏開始給主席製作雪茄。”

 

接到任務之後的什邡捲煙廠,一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

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

大部分首長選的是13號煙,賀龍選定的是33號,毛主席選定的則

2號。

 

“製作技術要求特別嚴格,首先要選上好的煙葉,先進行粗加工

,去煙梗;為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後用特級

花茶漂,這個環節中具體操作要根據煙味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

晾曬、卷制,最後放在烘箱裏烘乾,10支一包裝進煙盒,要派專

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體採訪中,范國榮“神采飛揚”地回憶道。

 

當時給中央領導造煙的任務,讓什邡煙廠和范國榮等感到十分驕

傲。他們在存放特製煙的屋子周圍,拉起了鐵絲網,將特製煙放

在上鎖的大鐵櫃子裏的上鎖的小櫃子裏。逢年過節的放假時間裏

,屋子的門窗上都要貼上封條。

 

據中國煙草博物館對這段歷史的介紹,為保證中央首長的“生命

安全”,1971年(當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國榮等什

邡煙廠的四名工人,遷往北京專門製造特供煙,成立特供煙生產

小組,按多數首長和毛澤東選定的產品編號,被稱作“132小組”

 

132小組”的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產地點設在南長街

80號,牆上拉著電網,門口有士兵站崗,對面就是門牌號為81

的中南海。

 

從此直到1976年,這個為專為中央首長製作特供煙的小組,由什

邡嚴格提供上好的生產原料,細活精工,每個月生產1520條煙

 

如今,什邡煙廠還珍藏著一幅毛澤東吸煙時的照片,桌上有一個

白皮煙盒,上面標有“2號”字樣。

 

時至今日,“特供”,可謂“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

問題引發的對“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權力觀念等滲透導致的

對“特供”的追捧。(如對標有“國宴專用”、“人民大會堂特

供”等商品的青睞)

 

記者在一家五星評價的淘寶酒類專營店看到,價格不菲的“特供

”酒備受歡迎。便留言賣家詢問近期銷售最多的五糧液“1995

供酒”,為何如此熱銷,有何特別之處?

 

賣家回復很簡單:“親!看清楚了!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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