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2014 7 20《綠色參考》
（林保華主編；提供林保華的評論與若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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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參：我的質疑，證實沒錯；“黃種人”的崛起？獨臺新社創立聲明及介紹；年輕人的台灣情

我的質疑，證實沒錯
----北京公然撕毀對香港的承諾
作者： 凌 鋒

《開放》雜誌
更新於︰2014-07-12

七一：香港佔中運動預演 香港六月民主抗爭高潮，繼六四25週年和普選議題的公投取得79萬人優績後，七月一日大遊行終於完成一個循環。規模超過2003年，遊行隊伍站滿維園幾個球場，直到下午八時才全部出發完，頂住風雨，走到天黑之後。顯示不屈不撓的集體意志。組織者民陣公佈的統計人數是51萬，警方數字是98000。市民根據多年經驗，認為警方明顯縮水。今年的特色是年輕人比往年明顯增多，由專上學聯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組織帶頭，遊行在中環結束後，再進行佔領中環的預演。

入夜，數百學生在遮打道靜坐，並包圍特首辦公室。警方出動4000警力，於凌晨4點鐘開始清場，逮捕511人。場面沒有嚴重暴力，警員數人抬走一人。大部分在上午釋放。佔中發言人宣稱正式佔中時間未定，支持學生們表達真普選的訴求。本專題重點介紹，公投的安排、真普選目標、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大陸民眾對香港民主選舉的支持。有助於讀者了解香港民主抗爭的背景與發展。（編者）

我八十年代在香港經歷了中國收回香港的整個過程。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一直抱質疑態度，我對共產黨缺乏信任，他們說謊太多，毫無誠信。

●林保華夫婦與王丹（中）在台北。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六月十日公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公然撕毀對香港作出的「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不但引發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美國也出來說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回應白皮書時，除繼續支持香港要有符合民意及真普選外，更特別表明華府支持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原則。

再面對黑客的瘋狂攻擊後，已經歷盡洗腦與「摻沙子」的香港人還是忍不住了，僅僅在三天內就以七十萬人出來投票支持普選，比美二○○三年反對為二十三條立法。

見證香港回歸過程，不信一國兩制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經過十三年的籌備收回香港，再經過十七年的統治。也就是說，這三十年，對中國來說，他們在香港打了敗仗。

我那時在香港經歷了中國決定收回香港的整個過程。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一直抱質疑態度，我對共產黨缺乏信任，因為他們說謊說的太多了，誠信早已破產。當然，那時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然而以前做的壞事太多，現在作出的某些承諾，還需要時間的檢驗，絕不可輕易相信，後來出現的六四屠殺，證明我的質疑沒有錯。

其實，共產黨對「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的承諾就不斷在「修正」，就在承諾的同時已經不斷在違諾，只是它的嘴巴太甜、謊言太多、香港人缺乏了解而已。而鄧小平接見的所謂「香港十二金釵」，接見完都在為中共幫腔，欺騙港人。（有一位地產大亨在接見完後來不及回香港，就打電話讓手下立即出脫股票，導致股市大跌。）

一開始，中共只說，九七後只換一面國旗，後補充再換一個港督。當時的市政局議員黃夢花訪問北京回來，說中共甚至不駐兵，要香港人放心。可是中英還在談判期間的一九八四年五月，鄧小平就當著港澳區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面，大罵不贊成駐軍的人大副委員長黃華與耿飆是「胡說八道」，鄧小平還當場指定四個人可以代表中國發言，其他人不算，四個人中居然也沒有包括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鄧小平的火爆發言全程由電視播出。坐在鄧小平旁邊距離最近的《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嚇得心臟病發作，四年後就翹辮子了。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戰戰兢兢聽完鄧小平的訓話後，趕緊要香港記者不要傳回香港，但是香港早己實況轉播而導致股市暴跌。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人治的共產黨，你可以相信它的承諾嗎？

鼓吹民族主義分化港英關係
不過當時香港的言論還很自由，對「鄧大人」如此失態，大大公司居然還敢在報章登「胡說八道」的大幅廣告來吸引顧客。香港報刊專欄裡還出現各種挖苦文章。

由於鄧小平與許家屯都吹噓「一國兩制」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所以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在《信報》的專欄中提出質疑，文革也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結果卻是一場「浩劫」，「『一國兩制』是以五百多萬的香港人為試驗品，是香港人的鴻福還是劫數，要由實踐證明。」

在談到「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時，我在同年三月二十日的專欄文章中說，「以後有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的左傾盲動主義，將五十年不變縮短，現在誰也沒法預料，但從中共黨的性質及以往的作風和習慣來講，這情況隨時可能出現。」如果說，中共以前還是偷偷的違背承諾，那麼現在是公然白底黑字的公然撕毀了。

中共在收回香港問題上，也是大肆煽動民族主義。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當時我在《信報》還沒有用凌鋒的筆名寫專欄，而是以周懷的筆名投稿，題目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因為當時中英開始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大談「我們都是中國人」，藉以分化香港市民與英國的關係。

中國人又怎樣？我列舉中國人鬥中國人的「其樂無窮」後說：「如果按等級分，現在大陸在接待工作上把人分為以下幾個等級----第一等 外國朋友；第二等 外籍華人；第三等 台灣同胞（可以根據需要躍上第一等）；第四等 港澳同胞；第五等 『統一』在大陸內的同胞。」將來，「被統一進去的中國人還會受到尊重嗎？」香港的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那麼台灣的馬英九還追求統一，不是賣台賊是什麼？

當時鄧小平還說過，封建主治港、奴隸主治港都可以，只要他們「愛國」；「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在一九八四年就公開講了三次。鄧小平要的只是愛國，不管什麼制度、什麼身分、什麼人品。這樣的「一國兩制」可靠嗎？會不會是社會主義與奴隸主義或封建主義的「兩制」？

周南大鬥彭定康現又叫要戒嚴
當時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拍攝《火燒圓明園》等電影來配合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煽動對英國的仇恨。但是有讀者投書，香港是「現代圓明園」，比清王室的圓明園還要偉大，卻可能毀在中共手裡。

由於擔心外資撤走，中共媒體大肆宣傳「外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一定能夠做到；外國人做不到的，中國人也能夠做到。」果然，英國人撤走時，香港沒有「港獨」聲浪，中共統治後，反而是年輕人當中出現「港獨」訴求，且不說高呼「香港優先」。

當時鄧小平還指天畫地說，「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不去說中國文化中的許多騙術大觀與政治權謀，至少共產黨說話從不算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保障香港的一國兩制，現在變成是香港人不遵守中國憲法，不遵守「四項基本原則」。要早叫香港人遵守中國憲法，香港人九七前就投奔怒海了。

周南接任新華社社長後，以鬥爭彭定康為己任，以洗脫在紐約與洋妞上床的污點。然後一再強調，中國人有能力治理香港。最近他出來說，必要時香港可以實行戒嚴。原來這是中國人統治香港的法寶。要在香港重演六四屠殺給世界看共產黨的能耐嗎？

在香港主權轉移一周年時，江澤民在講話的最後說：「隨著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勝利前進，香港這顆祖國的南海明珠一定會放射出更加絢麗的光彩！」香港本來是傲視全球的「東方之珠」的國際都會，中國收回後卻變成中國的「南海明珠」，可以想像香港的地位已經沉淪，中國為了要牢牢控制香港，根本不想香港成為國際城市。

如今，中共的做法，是要將香港變成南中國海的「曾母暗沙」，香港人怎麼不會跳腳？尤其是香港的年輕人，怎麼不會想要掙脫中共的鎖鏈來主掌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拿著一面龍獅旗，也好過那個洋紫荊，也就是做中國的殖民地，不如做英國的殖民地。這不就是中共最喜歡搞的的「今昔對比」嗎？

中國自己知道對香港做了什麼壞事，所以總理李克強才會在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前夜拿著三百億美元的訂單，到英國進行收買，要他們不要出聲，避免為香港「添亂」。看來，對中共來講，英國人還比香港人可愛呢。英國人在收下中國的民脂民膏後，會幫中國背書嗎？那也太小看英國人了。雖然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暗示說，中國不把英國當作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國家重要不重要，這個問題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要有國格，不要成為流氓國家；人民要有人格，不要被當作蝗蟲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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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黃種人”的崛起？
——當代“中國人”認同中的種族因素
發表於 2014 年 07 月 17 日 由 lixindai

　　世界現近代史上，大多數曾經崛起的強國都強調它們的“獨特性”—文明的，文化的，制度的，觀念的，道德的，等等。這種獨特性有的是用來論證自己的霸權，有的是用來挑戰現存的霸權。從16世紀西班牙帝國在美洲的“文明使命”到19世紀美國的“天定命運”都是如此，更不用說20世紀德國和日本曾經有過的國家意識形態。支撐這種“自己獨特”的話語，都離不開種族優越性的信念—自己的優越性是血脈裏就有的，是生物性的，自然的，歷史的，所以是獨特的。

　　在納粹德國生活過的美國社會學家喬治‧莫西George L. Mosse 1918-1999）是西方研究種族主義的著名學者，他對於“獨特性”話語和種族觀念之間的聯繫有這樣一個精闢的觀察：“如果民族長期一貫地強調自己的‘民族特色’，那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就走得很近了”；反過來，“如果種族主義建構出一個‘理想種類’，民族主義遲早會尋找一種相應的‘民族特色’”。莫西不但從一個方面劃清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有助於澄清一個有關種族主義的錯誤概念：好像一定要有對他者的建立在種族概念上的歧視、隔離和迫害才叫種族主義。其實，種族主義的第一步，是借助種族性語言建立起自己的獨特性概念。有了這個強調種族性的概念，才會產生對種族意義上他者的歧視和敵對。

　　在一個崛起的強國，“中國特色”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意識形態中最常見的、一定意義上超越各種“主義”的話語。官方的民族主義在更本質意義上是對“中國獨特性”的論證和“核心利益”的堅持，而非有關分合，領土和國家形象的爭議。在官方話語的引導下，“中國特色”的使用頻率不但在政治概念（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意義上也完全符合莫西說的“長期一貫地強調”這個觀察，即“我們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例如電影《唐山大地震》中一個男人在餘震中救出小孩後又冒險沖入危房去救妻子，電影導演在介紹這個本來是反映普世人性的細節時卻強調說“這是中國人所特有的家庭親情”。

　　2011年中國官方在世界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廣場租用電子看板播放“中國形象”的國家廣告片，挑選了一些“成功的中國人”向世界展示“中國人”的形象。策劃人在採訪中說：“中國人美麗、善良、聰明和品質好，並友好地等待世界的回應……我們要表達的是，我們是一群優秀的中華兒女，一群有著優秀DNA的民族，我們願意跟世界前行。”這段話把“中國人”這個概念中的種族成分和“中國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說得很清楚：“中國人”不但有優秀的生物遺傳，而且是道德和美麗的象徵。這等於是說今天中國的成功，就是DNA和“優秀品質”的結果。這樣公然的種族主義加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言論見之於官方人士和官媒，又是針對“中國形象”而發，不過是呼應了更常見的“中國人特別聰明”，“中國人勤勞勇敢”，“中華文明生命力特別頑強“等等話語。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在台海兩岸都生活和工作過的美國黑人的結論：種族觀念在中國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普遍到了習以為常的無意識的地步。

　　意識形態上的“中國特色”相當程度上就是這樣和國族認同中的種族因素相結合，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或者反過來說，是種族民族主義支撐了“中國特色”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建立在這樣的認同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當然會表現得很高調很激烈。前文化部長王蒙在2008年中國愛國主義高潮的時候曾經很自豪地自問自答：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愛國？他的答案是中國文化特別愛國，這裏的“文化”我想應該包括通過教育，傳媒和通俗文化灌輸的種族觀念。說這種文化“特別愛國”，就像一個不知道鴉片和捲煙有本質差別的人，會很驕傲地覺得他的“捲煙”比別人的要提神得多。

　　細究其內容，這個“中國人”的概念其實指的就是漢“血統”和漢文化。它的建構和普及化在國內族群意識上已經從“中國人”的概念中排除了非漢族群，對“中華民族”這個官方指認的“多元一體”的族群共同體構成了原則上的顛覆，其後果還遠未充分表現出來。在中外關係上，這樣一個建立在種族優越信念上的民族主義，在“被欺負”的歷史記憶和所謂“被圍堵”的現實對照下，相當程度上形成了一種與世界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結果產生了一種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近代以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又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孤憤感。

　　今天這樣一個“中國人”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後毛時代社會劇烈變遷中中國人調整認同意識的產物，當然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是晚清時候就已經產生了。身份認同的危機、調整和構建總是和一個國家、民族或族群的重大社會變遷聯繫在一起的。毛時代的結束和改革開放的開始，拋棄或至少淡化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加給中國人的革命者身份認同，回歸“中國人”這個集體和個人的身份認同。那麼什麼是中國人？這個自晚清中國被迫由中央帝國向民族國家過渡時產生的身份認同問題重新回到中國意識之中。並非巧合的是，當時同屬華人世界的台灣和香港也在經歷身份認同的危機和調整，它們的反應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以種族因素為基礎的“中國人”認同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和中國大陸的言說相結合構建出一個“中國人”概念，現在在港台已經被拋棄或邊緣化，但在中國大陸的官方話語、民間文化和海外受大陸影響的華人世界中紮下了根。

　　這個中國人首先是“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以下簡稱“兩黑一黃”）。這完全是建立在種族特徵上的身份認同。“兩黑一黃”最初是1978年美國和台灣斷交和中國建交時台灣國民黨民族主義的自發反應，由侯德健創作的《龍的傳人》這首歌曲提出。1949年以後台灣一直自認在國際上代表正宗的中國人，因為大陸處於馬列和蘇俄的意識形態之下。但後來隨著國際承認的逐步減少，尤其是美國和中國大陸建交，這個正宗的“中國人”的信念被動搖了。而《龍的傳人》用種族觀念而非儒家正統來定義中國人：只要是“兩黑一黃”，就“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和外界的承認不承認完全無關。這個“兩黑一黃”就是“龍的傳人”的中國人認同，隨著侯德健1983年背棄台灣來到大陸，很快在大陸流行開來並受到官方默認，用來建立一個最廣泛的“中國人”統一戰線。今天“兩黑一黃”和“龍的傳人”在華人世界中影響之廣，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代稱了。

　　其次，這個中國人有“中國心”和“中國血”，這是用生物概念來比附國族成員的共同特徵，也是種族觀念。它們和“兩黑一黃”相比，不同的是更內在更本質化。它們最初也是在通俗歌曲中產生的，時間略晚於《龍的傳人》，緣由是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回歸的談判在港人中引起了身份認同的焦慮，於是香港親共的民族主義者創作了《我的中國心》這首歌，用普通話而非粵語（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語言）演唱，演唱者也是香港最早唱《龍的傳人》的歌手。

　　第三，這個中國人是“炎黃子孫”。這個說法不是新的，但卻從80年代開始在日常語言中普及化，今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另一個代稱。這個說法之所以有種族因素，是因為它假定中國人在農業文明產生後就有一個單一的“祖先”，今天的中國人是這個祖先一線單傳的純粹的後裔。這就和種族主義的血統純粹的信念掛上了鉤。今天世界的常識是沒有一個民族或者族群是“純粹”的（可能除了亞馬遜森林中極少數原始部落），中華民族也絕不是只有一個“祖先”。

　　第四，這個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直系後裔，直立行走時期的“北京人”是中華民族的最早的祖先。這樣“中華民族”的起源就最早可以上溯到50萬年前，這就把“中國人”在人類演化史上和世界上所有族群劃分開來：今天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共用一個智人時期（距今約20萬年）走出非洲的祖先，而“我們中國人”的祖先從直立行走時候就有了，中國人有自己獨立的演化史！這是用“科學”話語掩蓋的種族觀念。

　　第五，這個中國人有神龍庇佑。和其他動物圖騰不一樣，龍是虛構出來的神聖動物，過去多象徵君權，但自80年代以來越來越變成庇佑中華民族的神獸。這是從神話學的角度強化種族信念：有龍庇佑和象徵的民族，當然是優秀的。不但如此，中國人還是“龍的傳人”，這就更優越了。在當今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以神獸為圖騰毫無顧忌地展示自己的優越感，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形形色色的“龍”，國際社會居然也默認。

　　第六，這個中國人有自己特有的種族色彩——黃色。黃不但是中國人的“膚色”，而且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土高原和黃河的色彩，華夏文明的誕生就和黃色聯繫在一起。神龍也是黃色。此外黃也是過去中華帝國的皇家顏色。今天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符號中，只有兩種顏色：紅代表昔日的共產主義今日的黨國主義，黃代表民族主義：從國旗國徽，黨旗團旗，軍旗軍徽，政協標誌，到少先隊旗幟，都是如此。2008年奧運會大多數宣傳畫都是以耀眼的黃色做底。

　　對於有一定世界史知識的人來說，這樣一個“中國人”的形象和概念和十九和二十世紀西方和日本的種族主義觀念之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強調種族色彩（膚色髮色眼色），血統，祖先，世系，土地，神佑。總之，是生物的自然的原始的而非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決定了個人和集體的身份和認同。和過去的種族主義觀念一樣，今天中國的這些種族觀念也是沒有或者嚴重缺乏實證根據的。例如，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多地的，如果有“色彩”也應該是斑斕多樣。很多中國人（即使是漢人）眼球的顏色並非黑色，而是褐色。即使是黑眼睛，也和黑頭發一樣，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並非為中國人所特有。中國人的皮膚並不是什麼黃色，黃皮膚是18-19世紀歐洲種族主義者為了他們種族分類的方便對東亞人群的武斷劃分，本來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並不存在，雖然“黃”色在中國文化中是有特殊意義的，但和膚色原來並沒有關聯。至於“北京猿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說，得不到DNA的證明。相反，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團隊已經證明今天的中國人和非洲人同享一個智人的祖先。其實，這些知識在今天的中國可以很輕易地獲取，也有很多人瞭解這方面的常識。但問題恰恰在於：它們的存在並沒有在公共意識中對這些種族觀念構成挑戰。這就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種族主義的共同特徵：它是非理性的，對很多人來說並不受經驗事實的束縛。

　　在一個對中國的族群構成有起碼知識的人眼中，這樣一個“中國人”是漢的種族構建和種族想像，根本不能代表被稱作“中國”的廣大土地上生存繁衍的各色族群。非漢族群被排除在這個“中國人”之外，如果出於政治考慮不能把他們完全算作“它者”的話，可以算是“自我”中的“它者”：即包括在“中華民族”之內，但他們沒有為“中國人”的本質特徵作出任何貢獻。他們是被包容進來的，他們的很多先輩已經被同化了，消融了。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漢族的“包容力”。這種“包容力”其實是同化力，漢族是個大熔爐。這是這個種族話語有別於一些曾經流行的種族話語之處：有限地承認“雜”和“異”，但最終被“同化”掉，還是強調本種族的優越。

　　以上概括了中國特色的種族觀念的基本因素，還不包括很多邊緣性的成分。例如，這樣一個種族觀念也常常以西方學界所謂“文化種族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即把文化本質化，一個文化的精華被說成是只有這個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只對這個文化的心靈開放，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成了封閉的概念，因此在事實上成為“種族”的替代。又如，有論者已經指出，嚴格來說，崇奉儒家文化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是把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漢化，從本文的角度來看，未嘗不能說也是文化種族主義的表現。

　　在當代中國，這樣一個種族話語有多種表現形式。這裏限於篇幅只能稍作介紹。最常見，最流行，最大眾化的是通俗文化。研究種族主義和種族話語，海外學術界不乏它們形成後的具體形式和言說，但困難的是弄清楚它們最初究竟是怎樣起源以及怎樣和大眾互動的，而當代中國的這個種族話語提供了一個很清楚的案例：它最初起源于大眾流行文化，通過流行文化的市場來不斷生產、傳播並達到官方、文化精英和大眾的互動。當然，這只是指它的一種主要傳播和互動方式，並不排除更正規的官方教育，歷史敘述—尤其是中國流行的通俗歷史敘述–和網路上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這些形式和途徑。

　　這個種族話語的基本概念最初就是由港台流行歌曲或者叫愛國歌曲引進的，然後在大陸流行音樂中引起共鳴和複製，其代表作品從八十年代初《龍的傳人》和《我的中國心》，經過九十年代的《中國人》，發展到新世紀的《黃種人》，《黃》，《我驕傲，我是中國人》等等，三十多年來，流行愛國歌曲成了種族話語的發源地和主要傳播途徑（關於這個問題，詳見筆者的“當代中國的種族主義言說”，“‘大中國’言說：意識形態和港台文化資本的共謀”等文章）。這些歌曲的歌詞充斥著直白的種族語言，如“黃種人來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黃種人來到地上天下知我不一樣”，“五千年終於輪到我上場”，“在無數藍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雙寶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驕傲，我是中國人！在無數白色和黑色的皮膚中/我有著大地般黃色的皮膚/我驕傲，我是中國人”，“一樣的淚一樣的痛/曾經的苦難我們留在心中/一樣的血一樣的種/手牽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讓世界知道我們是中國人”等等。歌詞把種族性的“中國人”概念和民族恥辱及民族訴求直接聯繫起來。很多這樣的歌曲被官方列入全國和地方性的“百首愛國歌曲”。在官方宣導的各種“愛國歌曲”創作競賽中，類似的歌詞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2011年北京上演的《北京猿人的愛恨情仇》則是用戲劇形式表達了種族觀念：北京猿人的一個老祖父為了群體的生存，先是把自己佔有的女人和年輕人分享，然後在一個大雪封山的嚴冬把自己投入篝火，用自己的肉讓其他猿人充饑並生存。這個主角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叫“根”，戲的廣告詞是“感謝祖先”。它告訴世人，不但北京猿人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的“根”，而且“中華民族”在“人之初”就具備自我犧牲的高尚精神。這是徹頭徹尾的種族道德優越感。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過去只是歷史和文物保護地，但自2008年起成為中央政府命名的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它門口的石碑上用紅字刻著“人類文明發源地”。同年北京奧運的火炬接力，周口店被選作起點之一，由化裝的“北京猿人”在山洞中點火後將火炬交給一個考古學家，然後再傳給接力手。這個儀式告訴人們：中華文明自北京猿人開始一脈相傳，現在通過奧運等等重新崛起。

　　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中有沒有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作為一個崛起的強國，中國的大國意識中有沒有種族優越感？答案在我來看是很清楚的，不但有而且非常強烈，甚至為“中國特色”背書，至少在潛意識中成為這個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我們中國”制度文化的特色來源於種族特色，制度文化的優越來源於種族的優越，這個優越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演化時期。“遠古的”，“祖先的”，“血脈相承的”，“永不改變的”等等，是中國大眾民族主義話語中具有強烈種族意識的辭彙。中國的歷史敘述中，尤其是愛國主義教育和通俗歷史敘事中，其他最早的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國文明經久不衰，延續了下來，所以中國文明特別有“生命力”。這種文明優越論不但是變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完全違背世界歷史的常識。文明的延續有很多方式，中國文明之主要形式的延續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最常見的是交融和混合產生新文明，正是這些新文明構成了世界歷史的進步和變化。何況中國文明中，不但今天，即使在古代也不是遺世獨立的，而是從西亞和南亞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文化，甚至種族和族群的混合。中國歷史敘述的另一個著重點是對“大一統”的肯定，一個單一的純粹的起源和發展比多元論至少具有論說和敘述上的方便。

　　很多人或許會問：如果確實存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在中國的公共意識中沒有相應的重視？除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種族問題似乎只存在於中外之間，中國內部的種族話題基本被歸入“文化”概念（例如“兩黑一黃”和“龍的傳人”之類，哪怕不喜歡它們的人往往也會說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要上升到種族的高度），或者被“族群”概念遮蔽，即使是批評性的，例如“大漢族主義”之類，而少數族群中的種族主義言論則是歸入“地方民族主義”。而更普遍的，我認為主要是中國社會上下對種族主義缺乏概念和實際知識的瞭解，或者說對這些問題存在著重大的誤解。

　　在概念上，種族主義被認為是西方意識形態和殖民主義的產物，非西方民族只是它的受害者。但實際上種族主義就像極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一樣，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它可以有一些古典形式，也可以有很多變種。根據階級、性別和種族來劃分人群，仍然是今天很多民族國家內部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這種不平等在很多社會的表現形式是很不一樣的。另一個概念上的問題是認為種族主義指的是制度和政策，尤其是那些通過暴力實施並造成嚴重後果的，對於觀念上的種族主義，人們往往不重視。但是任何制度和政策上的種族主義都是從觀念發展而來的。再次，也許更重要的是本文開始提到的：種族主義和觀念首先發源於自我優越感和對這種優越感從種族角度的論證。一個民族有沒有種族主義觀念，首先看它有沒有自我種族優越感，而不是看它是否對某個特定群體有種族歧視。一般來說，任何民族都有自我優越感，問題是這種優越感是通過文化和政治的，還是很明顯的種族的語言來表達。如果是種族語言，那一般都會強調特殊性而非普適性。

　　在實際知識上，中國對於種族主義的介紹有很大的局限，往往是抽象化概念化臉譜化，缺乏對它的具體形式的介紹，一般人不知道歷史上的種族主義語言究竟是怎樣表達的。舉個例子，很多中國人都認為日本當年的種族主義就是對中國人朝鮮人等等的蔑視和殘暴，但不瞭解這個種族主義的核心觀念究竟是什麼。這個核心觀念，是日本人對自己的看法，即上個世紀20-40年代流行的Nihon jinron （日本特殊性）理論，它把日本的歷史、制度和文化都說成是一個“大和民族特殊性”的表達，這個“特殊性”的核心就是大和民族的種族優越性，其精神道德的“高尚”也從種族的角度來闡釋。值得深思的是，這個“日本特殊性”的產生，是和日本當時對西方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同時進行的，其背景是以“大和民族”為領袖的“亞洲人種”和以英美為代表的“白種人”之間的爭鬥。二次大戰之後，這個“日本特殊性”一度銷聲匿跡，但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到70和80年代又重現在公共話語中，只不過不如以前那麼張揚，更不是國家意識形態。如果讀一讀這個“日本特殊性”理論，相信很多讀者會對種族主義有更深刻而具體的瞭解。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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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臺新社創立聲明及介紹】
2014年，正處於民主退步中的臺灣，發生了318社運。太陽花如春雷巨響般，喚醒了許多公民心中沉睡已久的正義；他們紛紛走上街頭、衝撞體制、為人民發聲，並試著奪回屬於自己的權益。他們總是站在雞蛋的這一方，勇敢地對抗這座名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高牆。

『 獨 臺 新 社 』就是由這樣的一群公民組成。

410太陽花退場，正義卻未落幕。我們陸續參與了反核圍立院、佔領忠孝西、松菸護樹、割闌尾計畫、監督臨時會、外交部討主權、保護區戰爭、嗆聲張志軍等行動。在這些過程中，我們漸漸意識到所有的不公不義，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源頭：「殖民體制蔓延的毒根」！

臺灣幾十年來從未脫離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殖民式的統治，他們世襲了全部的陋習、交叉感染了所有的劣性，並且不曾停止踐踏屬於這塊土地上的臺灣人民！所以一日不將這萬惡根源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連根拔起，臺灣人民就永遠淪於不公不義的惡性循環當中。

「獨臺新社」憂心臺灣現況並試圖改變，我們相信唯有儘速獨立建國，臺灣才有機會真正的翻轉。獨臺新社基本理念如下：

1.「臺灣獨立，共和建國。」 - 拒絕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用開羅謊言綁架臺灣。
2.「法理臺獨，刻不容緩。」 - 抗議中國試圖於聯合國會議表決臺灣主權。
3.「臺灣未來，自己決定。」 - 臺灣的未來由認同這塊土地的人民決定，而不是由違法佔領的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
4.「臺灣建國，拒絕殖民。」 - 臺灣獨立建國需脫離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深根的殖民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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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年輕人的台灣情
自由時報
2014-07-20
◎盧世祥
今春以來，台灣年輕人成為台海兩岸政府積極拉攏的對象。在台灣，馬英九政府成立「青年顧問團」，宣稱要激發年輕人與政府對話。在中國，「一青」與「三中」（中下階層、中小企業、中南部）同列其對台灣工作新重點。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六月前來，行程包括與台灣青年對談；北京最近辦理「二○一四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動作頻頻。
盧世祥
太陽花打亂國共聯手佈局
台灣青年人氣大好，當然是拜太陽花學運之賜。原先，按兩岸兩個打著「中國」旗號的執政黨盤算，在ＥＣＦＡ後繼之以服貿、貨貿，經濟統合大致底定，「一中」目標指日可待。太陽花卻打亂了國共聯手控制台灣的佈局，兩黨因此氣急敗壞，一口咬定民進黨幕後操控。
不過，太陽花的清純、理想、自主，讓民進黨淪為只能扮演「顧門」（國會議場大門）之類的配角，也使「操控」之說，不攻自破。尤有甚者，太陽花領袖林飛帆、陳為廷公開宣示「我主張台灣獨立」，大聲說出自己的政治理想，較諸有意「凍結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坦誠樸直許多，乃能感召五十萬人走上街頭聲援。
學運領袖預示台灣的未來
太陽花領袖公然表態，不僅說出多數人民的心聲，也預示台灣的未來。民心趨勢如此，國共兩黨因而覺得代誌大條，轉向加緊對台灣年輕人的工作，中國當局又比馬政府積極。
數字會說話，台灣民心和年輕世代想法，民調中展現得一清二楚。
以反映台灣認同的兩項民調指標為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七月初發佈，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者六十．四％，支持台灣獨立者二十三．八％，都是歷來最高。新台灣國策智庫六月發表民調，也顯示大致相同民意。更重要的，智庫進一步調查，如只能擇一，自認台灣人九十．二％，中國人五．七％；若台灣現狀不能維持，支持獨立六十五．一％，統一十八．六％。
年輕世代認同生長的土地
年輕人在上述智庫民調的台灣認同最顯著。於二十到二十九歲年齡層，自認是台灣人九十二％，中國人四．八％；獨立七十一．一％，統一十八．九％。台灣人與支持獨立者比率都是最高。這一調查，對照太陽花群眾二十到二十九歲者佔三分之二，正好相互輝映，凸顯年輕世代既是台灣的，也是贊同獨立的。
事實上，年輕世代明顯認同台灣，近年早已見諸民調；太陽花不但再突出這一特質，還以具體行動敦促改革社會政治。年輕世代認同自己生長的土地，既為普世共通，也有台灣的特殊性。
生長在台灣的人認同台灣，天經地義。剛落幕的世界盃足球賽，各國球迷為自己國家代表隊加油，也是同一道理。台灣到今天還有不認同台灣的，主要是戰後的少數統治當局強行一切中國化，摧殘台灣主體性所導致的偏差。在民主社會，這種外來統治心態的殘餘受到包容，但畢竟不正常，隨著歲月與民主進展，終必萎縮，民調長期趨勢正反映這一事實。
中國因素也促成台灣認同
年輕人的台灣認同特別顯著，其來有自。
美國有學者研究世代政治，發現在十幾歲的青少年人格形成時期，人們所經歷的政經大環境事件，最足以影響其政治認知與觀點；十四到二十四歲最顯著，四十歲之後就很難改變。這與常見的傳統看法，即年輕人偏向自由派，中年之後變得保守，或「二十五歲不是自由派的人沒良心、三十五歲不是保守派的人沒腦筋」之說，大異其趣。
這雖係美國所做的實證研究，用於觀察台灣也很有參考價值。民調顯示，如今台灣四十歲以下族群，他們人格與政治態度形成時期，一九九○年代經由李登輝「寧靜革命」，台灣正擺脫威權，昂然進入民主時代，自由、人權、自主、均富成為理所當然的價值和目標；民進黨繼之，在本土、民主、進步價值的落實也有進展。在此相對正常環境成長，年輕人的台灣認同與支持獨立比率乃顯著較高。
中國因素也是促成年輕人台灣認同的助力。從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起，中國當局就以飛彈試射、軍事演習、出言恐嚇、發動台商等諸多手法企圖干預台灣內政。同時，中國壓縮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絕不手軟，即連運動、藝文也遭打壓，引發國人普遍反感，年輕人更看不下去。最壞的，中國當局不能善待中國人民，經濟容或崛起，人權、自由、民主卻列全球末段班，年輕一輩除非利慾薰心或頭殼壞去，「中國人」認同越來越低，香港如此，台灣亦然。
馬英九總統任內所作所為，對提升台灣認同也大有助益。他的大中國心態，尤其施政對中國卑躬屈膝，讓很多人反感，台灣認同超強的年輕世代更看不下去。他執政超級無能，也讓對政府不信任的年輕人難以接受。其實，獨立而超越意識形態，對政府持質疑態度，本係全球千禧世代新人類的共同特質，馬英九的bumbler，更強化了年輕人對台灣政治和政治人物的難以恭維。
台灣飽受「民主內戰」糾纏
台灣的希望，因此繫於太陽花的年輕世代。他們吹起擺脫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糾纏的號角，要求改革，深化民主，也以獨立自主精神抗拒中國併吞圖謀。從而，不論兩岸協議審查條例、割闌尾或移除蔣介石校園銅像，他們展現的素樸、理想、改革，都是近年飽受「民主內戰」糾纏的台灣所亟需的要素。
如果更多人民響應太陽花，特別是在今年底和兩年後以選票具體表態，不論民主改革或抗拒中國併吞，台灣必可告別陰霾，邁向嶄新的未來。（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