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黃種人”的崛起?
——當代“中國人”認同中的種族因素
發表於 2014 年 07 月 17 日 由 lixindai

  世界現近代史上,大多數曾經崛起的強國都強調它們的“獨特性”—文明的,文化的,制度的,觀念的,道德的,等等。這種獨特性有的是用來論證自己的霸權,有的是用來挑戰現存的霸權。從16世紀西班牙帝國在美洲的“文明使命”到19世紀美國的“天定命運”都是如此,更不用說20世紀德國和日本曾經有過的國家意識形態。支撐這種“自己獨特”的話語,都離不開種族優越性的信念—自己的優越性是血脈裏就有的,是生物性的,自然的,歷史的,所以是獨特的。

  在納粹德國生活過的美國社會學家喬治‧莫西George L. Mosse 1918-1999)是西方研究種族主義的著名學者,他對於“獨特性”話語和種族觀念之間的聯繫有這樣一個精闢的觀察:“如果民族長期一貫地強調自己的‘民族特色’,那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就走得很近了”;反過來,“如果種族主義建構出一個‘理想種類’,民族主義遲早會尋找一種相應的‘民族特色’”。莫西不但從一個方面劃清了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有助於澄清一個有關種族主義的錯誤概念:好像一定要有對他者的建立在種族概念上的歧視、隔離和迫害才叫種族主義。其實,種族主義的第一步,是借助種族性語言建立起自己的獨特性概念。有了這個強調種族性的概念,才會產生對種族意義上他者的歧視和敵對。

  在一個崛起的強國,“中國特色”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意識形態中最常見的、一定意義上超越各種“主義”的話語。官方的民族主義在更本質意義上是對“中國獨特性”的論證和“核心利益”的堅持,而非有關分合,領土和國家形象的爭議。在官方話語的引導下,“中國特色”的使用頻率不但在政治概念(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意義上也完全符合莫西說的“長期一貫地強調”這個觀察,即“我們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例如電影《唐山大地震》中一個男人在餘震中救出小孩後又冒險沖入危房去救妻子,電影導演在介紹這個本來是反映普世人性的細節時卻強調說“這是中國人所特有的家庭親情”。

  2011年中國官方在世界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廣場租用電子看板播放“中國形象”的國家廣告片,挑選了一些“成功的中國人”向世界展示“中國人”的形象。策劃人在採訪中說:“中國人美麗、善良、聰明和品質好,並友好地等待世界的回應……我們要表達的是,我們是一群優秀的中華兒女,一群有著優秀DNA的民族,我們願意跟世界前行。”這段話把“中國人”這個概念中的種族成分和“中國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說得很清楚:“中國人”不但有優秀的生物遺傳,而且是道德和美麗的象徵。這等於是說今天中國的成功,就是DNA和“優秀品質”的結果。這樣公然的種族主義加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言論見之於官方人士和官媒,又是針對“中國形象”而發,不過是呼應了更常見的“中國人特別聰明”,“中國人勤勞勇敢”,“中華文明生命力特別頑強“等等話語。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在台海兩岸都生活和工作過的美國黑人的結論:種族觀念在中國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普遍到了習以為常的無意識的地步。

  意識形態上的“中國特色”相當程度上就是這樣和國族認同中的種族因素相結合,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或者反過來說,是種族民族主義支撐了“中國特色”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建立在這樣的認同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當然會表現得很高調很激烈。前文化部長王蒙在2008年中國愛國主義高潮的時候曾經很自豪地自問自答: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愛國?他的答案是中國文化特別愛國,這裏的“文化”我想應該包括通過教育,傳媒和通俗文化灌輸的種族觀念。說這種文化“特別愛國”,就像一個不知道鴉片和捲煙有本質差別的人,會很驕傲地覺得他的“捲煙”比別人的要提神得多。

  細究其內容,這個“中國人”的概念其實指的就是漢“血統”和漢文化。它的建構和普及化在國內族群意識上已經從“中國人”的概念中排除了非漢族群,對“中華民族”這個官方指認的“多元一體”的族群共同體構成了原則上的顛覆,其後果還遠未充分表現出來。在中外關係上,這樣一個建立在種族優越信念上的民族主義,在“被欺負”的歷史記憶和所謂“被圍堵”的現實對照下,相當程度上形成了一種與世界對立的民族主義情緒。結果產生了一種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近代以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又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孤憤感。

  今天這樣一個“中國人”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後毛時代社會劇烈變遷中中國人調整認同意識的產物,當然它的一些基本概念是晚清時候就已經產生了。身份認同的危機、調整和構建總是和一個國家、民族或族群的重大社會變遷聯繫在一起的。毛時代的結束和改革開放的開始,拋棄或至少淡化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加給中國人的革命者身份認同,回歸“中國人”這個集體和個人的身份認同。那麼什麼是中國人?這個自晚清中國被迫由中央帝國向民族國家過渡時產生的身份認同問題重新回到中國意識之中。並非巧合的是,當時同屬華人世界的台灣和香港也在經歷身份認同的危機和調整,它們的反應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以種族因素為基礎的“中國人”認同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和中國大陸的言說相結合構建出一個“中國人”概念,現在在港台已經被拋棄或邊緣化,但在中國大陸的官方話語、民間文化和海外受大陸影響的華人世界中紮下了根。

  這個中國人首先是“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以下簡稱“兩黑一黃”)。這完全是建立在種族特徵上的身份認同。“兩黑一黃”最初是1978年美國和台灣斷交和中國建交時台灣國民黨民族主義的自發反應,由侯德健創作的《龍的傳人》這首歌曲提出。1949年以後台灣一直自認在國際上代表正宗的中國人,因為大陸處於馬列和蘇俄的意識形態之下。但後來隨著國際承認的逐步減少,尤其是美國和中國大陸建交,這個正宗的“中國人”的信念被動搖了。而《龍的傳人》用種族觀念而非儒家正統來定義中國人:只要是“兩黑一黃”,就“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和外界的承認不承認完全無關。這個“兩黑一黃”就是“龍的傳人”的中國人認同,隨著侯德健1983年背棄台灣來到大陸,很快在大陸流行開來並受到官方默認,用來建立一個最廣泛的“中國人”統一戰線。今天“兩黑一黃”和“龍的傳人”在華人世界中影響之廣,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代稱了。

  其次,這個中國人有“中國心”和“中國血”,這是用生物概念來比附國族成員的共同特徵,也是種族觀念。它們和“兩黑一黃”相比,不同的是更內在更本質化。它們最初也是在通俗歌曲中產生的,時間略晚於《龍的傳人》,緣由是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回歸的談判在港人中引起了身份認同的焦慮,於是香港親共的民族主義者創作了《我的中國心》這首歌,用普通話而非粵語(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語言)演唱,演唱者也是香港最早唱《龍的傳人》的歌手。

  第三,這個中國人是“炎黃子孫”。這個說法不是新的,但卻從80年代開始在日常語言中普及化,今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另一個代稱。這個說法之所以有種族因素,是因為它假定中國人在農業文明產生後就有一個單一的“祖先”,今天的中國人是這個祖先一線單傳的純粹的後裔。這就和種族主義的血統純粹的信念掛上了鉤。今天世界的常識是沒有一個民族或者族群是“純粹”的(可能除了亞馬遜森林中極少數原始部落),中華民族也絕不是只有一個“祖先”。

  第四,這個中國人是北京猿人的直系後裔,直立行走時期的“北京人”是中華民族的最早的祖先。這樣“中華民族”的起源就最早可以上溯到50萬年前,這就把“中國人”在人類演化史上和世界上所有族群劃分開來:今天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共用一個智人時期(距今約20萬年)走出非洲的祖先,而“我們中國人”的祖先從直立行走時候就有了,中國人有自己獨立的演化史!這是用“科學”話語掩蓋的種族觀念。

  第五,這個中國人有神龍庇佑。和其他動物圖騰不一樣,龍是虛構出來的神聖動物,過去多象徵君權,但自80年代以來越來越變成庇佑中華民族的神獸。這是從神話學的角度強化種族信念:有龍庇佑和象徵的民族,當然是優秀的。不但如此,中國人還是“龍的傳人”,這就更優越了。在當今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以神獸為圖騰毫無顧忌地展示自己的優越感,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形形色色的“龍”,國際社會居然也默認。

  第六,這個中國人有自己特有的種族色彩——黃色。黃不但是中國人的“膚色”,而且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土高原和黃河的色彩,華夏文明的誕生就和黃色聯繫在一起。神龍也是黃色。此外黃也是過去中華帝國的皇家顏色。今天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符號中,只有兩種顏色:紅代表昔日的共產主義今日的黨國主義,黃代表民族主義:從國旗國徽,黨旗團旗,軍旗軍徽,政協標誌,到少先隊旗幟,都是如此。2008年奧運會大多數宣傳畫都是以耀眼的黃色做底。

  對於有一定世界史知識的人來說,這樣一個“中國人”的形象和概念和十九和二十世紀西方和日本的種族主義觀念之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強調種族色彩(膚色髮色眼色),血統,祖先,世系,土地,神佑。總之,是生物的自然的原始的而非社會的文化的因素決定了個人和集體的身份和認同。和過去的種族主義觀念一樣,今天中國的這些種族觀念也是沒有或者嚴重缺乏實證根據的。例如,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多地的,如果有“色彩”也應該是斑斕多樣。很多中國人(即使是漢人)眼球的顏色並非黑色,而是褐色。即使是黑眼睛,也和黑頭發一樣,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並非為中國人所特有。中國人的皮膚並不是什麼黃色,黃皮膚是18-19世紀歐洲種族主義者為了他們種族分類的方便對東亞人群的武斷劃分,本來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並不存在,雖然“黃”色在中國文化中是有特殊意義的,但和膚色原來並沒有關聯。至於“北京猿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說,得不到DNA的證明。相反,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團隊已經證明今天的中國人和非洲人同享一個智人的祖先。其實,這些知識在今天的中國可以很輕易地獲取,也有很多人瞭解這方面的常識。但問題恰恰在於:它們的存在並沒有在公共意識中對這些種族觀念構成挑戰。這就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種族主義的共同特徵:它是非理性的,對很多人來說並不受經驗事實的束縛。

  在一個對中國的族群構成有起碼知識的人眼中,這樣一個“中國人”是漢的種族構建和種族想像,根本不能代表被稱作“中國”的廣大土地上生存繁衍的各色族群。非漢族群被排除在這個“中國人”之外,如果出於政治考慮不能把他們完全算作“它者”的話,可以算是“自我”中的“它者”:即包括在“中華民族”之內,但他們沒有為“中國人”的本質特徵作出任何貢獻。他們是被包容進來的,他們的很多先輩已經被同化了,消融了。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漢族的“包容力”。這種“包容力”其實是同化力,漢族是個大熔爐。這是這個種族話語有別於一些曾經流行的種族話語之處:有限地承認“雜”和“異”,但最終被“同化”掉,還是強調本種族的優越。

  以上概括了中國特色的種族觀念的基本因素,還不包括很多邊緣性的成分。例如,這樣一個種族觀念也常常以西方學界所謂“文化種族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即把文化本質化,一個文化的精華被說成是只有這個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只對這個文化的心靈開放,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成了封閉的概念,因此在事實上成為“種族”的替代。又如,有論者已經指出,嚴格來說,崇奉儒家文化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是把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漢化,從本文的角度來看,未嘗不能說也是文化種族主義的表現。

  在當代中國,這樣一個種族話語有多種表現形式。這裏限於篇幅只能稍作介紹。最常見,最流行,最大眾化的是通俗文化。研究種族主義和種族話語,海外學術界不乏它們形成後的具體形式和言說,但困難的是弄清楚它們最初究竟是怎樣起源以及怎樣和大眾互動的,而當代中國的這個種族話語提供了一個很清楚的案例:它最初起源于大眾流行文化,通過流行文化的市場來不斷生產、傳播並達到官方、文化精英和大眾的互動。當然,這只是指它的一種主要傳播和互動方式,並不排除更正規的官方教育,歷史敘述—尤其是中國流行的通俗歷史敘述–和網路上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這些形式和途徑。

  這個種族話語的基本概念最初就是由港台流行歌曲或者叫愛國歌曲引進的,然後在大陸流行音樂中引起共鳴和複製,其代表作品從八十年代初《龍的傳人》和《我的中國心》,經過九十年代的《中國人》,發展到新世紀的《黃種人》,《黃》,《我驕傲,我是中國人》等等,三十多年來,流行愛國歌曲成了種族話語的發源地和主要傳播途徑(關於這個問題,詳見筆者的“當代中國的種族主義言說”,“‘大中國’言說:意識形態和港台文化資本的共謀”等文章)。這些歌曲的歌詞充斥著直白的種族語言,如“黃種人來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黃種人來到地上天下知我不一樣”,“五千年終於輪到我上場”,“在無數藍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雙寶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驕傲,我是中國人!在無數白色和黑色的皮膚中/我有著大地般黃色的皮膚/我驕傲,我是中國人”,“一樣的淚一樣的痛/曾經的苦難我們留在心中/一樣的血一樣的種/手牽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讓世界知道我們是中國人”等等。歌詞把種族性的“中國人”概念和民族恥辱及民族訴求直接聯繫起來。很多這樣的歌曲被官方列入全國和地方性的“百首愛國歌曲”。在官方宣導的各種“愛國歌曲”創作競賽中,類似的歌詞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2011年北京上演的《北京猿人的愛恨情仇》則是用戲劇形式表達了種族觀念:北京猿人的一個老祖父為了群體的生存,先是把自己佔有的女人和年輕人分享,然後在一個大雪封山的嚴冬把自己投入篝火,用自己的肉讓其他猿人充饑並生存。這個主角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叫“根”,戲的廣告詞是“感謝祖先”。它告訴世人,不但北京猿人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的“根”,而且“中華民族”在“人之初”就具備自我犧牲的高尚精神。這是徹頭徹尾的種族道德優越感。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過去只是歷史和文物保護地,但自2008年起成為中央政府命名的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它門口的石碑上用紅字刻著“人類文明發源地”。同年北京奧運的火炬接力,周口店被選作起點之一,由化裝的“北京猿人”在山洞中點火後將火炬交給一個考古學家,然後再傳給接力手。這個儀式告訴人們:中華文明自北京猿人開始一脈相傳,現在通過奧運等等重新崛起。

  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中有沒有種族觀念甚至種族主義?作為一個崛起的強國,中國的大國意識中有沒有種族優越感?答案在我來看是很清楚的,不但有而且非常強烈,甚至為“中國特色”背書,至少在潛意識中成為這個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我們中國”制度文化的特色來源於種族特色,制度文化的優越來源於種族的優越,這個優越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演化時期。“遠古的”,“祖先的”,“血脈相承的”,“永不改變的”等等,是中國大眾民族主義話語中具有強烈種族意識的辭彙。中國的歷史敘述中,尤其是愛國主義教育和通俗歷史敘事中,其他最早的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國文明經久不衰,延續了下來,所以中國文明特別有“生命力”。這種文明優越論不但是變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完全違背世界歷史的常識。文明的延續有很多方式,中國文明之主要形式的延續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最常見的是交融和混合產生新文明,正是這些新文明構成了世界歷史的進步和變化。何況中國文明中,不但今天,即使在古代也不是遺世獨立的,而是從西亞和南亞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文化,甚至種族和族群的混合。中國歷史敘述的另一個著重點是對“大一統”的肯定,一個單一的純粹的起源和發展比多元論至少具有論說和敘述上的方便。

  很多人或許會問:如果確實存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在中國的公共意識中沒有相應的重視?除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種族問題似乎只存在於中外之間,中國內部的種族話題基本被歸入“文化”概念(例如“兩黑一黃”和“龍的傳人”之類,哪怕不喜歡它們的人往往也會說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要上升到種族的高度),或者被“族群”概念遮蔽,即使是批評性的,例如“大漢族主義”之類,而少數族群中的種族主義言論則是歸入“地方民族主義”。而更普遍的,我認為主要是中國社會上下對種族主義缺乏概念和實際知識的瞭解,或者說對這些問題存在著重大的誤解。

  在概念上,種族主義被認為是西方意識形態和殖民主義的產物,非西方民族只是它的受害者。但實際上種族主義就像極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一樣,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它可以有一些古典形式,也可以有很多變種。根據階級、性別和種族來劃分人群,仍然是今天很多民族國家內部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這種不平等在很多社會的表現形式是很不一樣的。另一個概念上的問題是認為種族主義指的是制度和政策,尤其是那些通過暴力實施並造成嚴重後果的,對於觀念上的種族主義,人們往往不重視。但是任何制度和政策上的種族主義都是從觀念發展而來的。再次,也許更重要的是本文開始提到的:種族主義和觀念首先發源於自我優越感和對這種優越感從種族角度的論證。一個民族有沒有種族主義觀念,首先看它有沒有自我種族優越感,而不是看它是否對某個特定群體有種族歧視。一般來說,任何民族都有自我優越感,問題是這種優越感是通過文化和政治的,還是很明顯的種族的語言來表達。如果是種族語言,那一般都會強調特殊性而非普適性。

  在實際知識上,中國對於種族主義的介紹有很大的局限,往往是抽象化概念化臉譜化,缺乏對它的具體形式的介紹,一般人不知道歷史上的種族主義語言究竟是怎樣表達的。舉個例子,很多中國人都認為日本當年的種族主義就是對中國人朝鮮人等等的蔑視和殘暴,但不瞭解這個種族主義的核心觀念究竟是什麼。這個核心觀念,是日本人對自己的看法,即上個世紀20-40年代流行的Nihon jinron (日本特殊性)理論,它把日本的歷史、制度和文化都說成是一個“大和民族特殊性”的表達,這個“特殊性”的核心就是大和民族的種族優越性,其精神道德的“高尚”也從種族的角度來闡釋。值得深思的是,這個“日本特殊性”的產生,是和日本當時對西方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同時進行的,其背景是以“大和民族”為領袖的“亞洲人種”和以英美為代表的“白種人”之間的爭鬥。二次大戰之後,這個“日本特殊性”一度銷聲匿跡,但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到70和80年代又重現在公共話語中,只不過不如以前那麼張揚,更不是國家意識形態。如果讀一讀這個“日本特殊性”理論,相信很多讀者會對種族主義有更深刻而具體的瞭解。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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