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諸獨根源皆中共
程翔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上周（11月7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怒氣冲冲地譴責「港獨」分裂國家，他說：「搞分裂國家的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活動，「就是站到了當年法西斯的立場上去」。看到李飛先生真情畢露的控訴，我想請他先息怒，好好思考兩個問題，或許可以讓他冷靜下來。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辱華」言行惹出來的禍。這件事，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卻有點像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有人通過它來坐實「國家安全」危機，為《基本法》23條鳴鑼開道；也不排除有人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炮製出一場鬧劇以證明「港獨」形勢嚴峻，不是「疾風知勁草」的人無法應對。

鄭永健案是「國會縱火案」翻版？

香港人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最近審結的「鄭永健案」為「國會縱火案」觀點提供了重要的「環境證供」。案情顯示，中共統戰部（屬哪一級別的則不詳）有「李總」、「張總」兩人，透過梁振英以前的特首競選辦公室工作人員高凌翔[1]約見網台主持鄭永健，要他接觸本土派並引誘他們到特定的區議會選區（共約40個）競選，目的是攤薄泛民候選人的票源，為建制派候選人保駕護航。凡答應出選的，不管能否選得上，每人都可獲港幣15萬元的資助，如果是挑戰「雙料」議員的，更可獲25萬，但條件是要取得200票。我們知道，區議會選舉的法定最高競選費用是港幣4.8萬元[2]，中共統戰部開出的這個資助額是法定的三倍，其賄選、「收𡃁」（即收買嘍囉）的意圖昭然若揭。而與統戰部「接觸」的本土組織中，赫然就有「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另外根據《成報》9月3日報道，「青年新政」成員最早是參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創辦的「香港社區網絡」，是在這個組織活動期間「種下『青年新政』的種子」[3]。這些客觀的事實，令很多香港人對一些本土組織存有戒心。此案提供了一個接近「人贓並獲」的例子，說明中共在操控本土組織。

統戰部是中共的組織，難道它不知道中共「反分裂」的「官方立場」嗎？為什麼還要違背中央立場去支助「港獨」？高凌翔是典型梁粉，難道她不知道梁振英是信誓旦旦（至少表面上）地反「港獨」嗎？為什麼她要介紹鄭永健去替「港獨」分子牽線拿統戰部的錢？這些不合理的地方，令人無法排除「國會縱火案」的可能。

所以，李飛先生在盛怒之餘，應該敦促中共交代事件的真相，禁止中共統戰部這種亂港行為。

第二，李主任的盛怒我們可以理解，但請李主任將心比心，假如我們用同樣的愛國家、愛民族的出發點來審視中共的言行，我們也同樣會產生對中共的盛怒。

搞分裂國家 沒人能超越中共

中國近代史上，李飛所指的「搞分裂國家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人，沒有人能夠超過中國共產黨。中共從建黨的第一天開始，就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並且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弱化中央政府以達到其奪取政權的目的。

從理論看，中共黨魁毛澤東早就主張把中國分為27個國家。從1920年6月到10月，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系列共8篇主張「湖南獨立」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更明確主張中國應分裂為27國。

從綱領看，中共1921年建黨，第二年立即發表分裂中國的綱領。1922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公然主張蒙、疆、藏獨立。

從行動看，中共通過武裝割據來分裂中國。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召開，會議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正式宣布建立第二個中國。毛澤東在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清楚表明「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相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中華民國……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該「憲法」甚至說「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能夠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14條）。

它勾結外國勢力。中共的建黨，本身是作為蘇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這一性質來成立的，所以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也仰給於蘇聯。從中共建黨之初直接拿蘇聯盧布的津貼[5]，到國共內戰時期獲蘇聯大批軍火支援的歷史事實[6]，在在說明中共是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的。

它幫助其主子入侵中國。1929年蘇聯借口「中東路事件」，武裝入侵中國，佔領東北。這是辛亥革命以來第一個入侵中國的敵人。中共在外敵入侵時，不但不譴責入侵者，反而號召中國人要「武裝保衛蘇聯」。即使遠在香港，中共也在此開展「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令香港的親共群眾難以理解[7]。

中共護蘇 促成日本侵華

蘇聯入侵後，掠奪了戰略要地黑瞎子島（幾經談判至今天只歸還一半），在我東北勢力大增，而我則東北邊防盡毁。在此形勢下，日本一方面擔心蘇聯勢力擴張，另方面也趁我國防虛弱有機可乘，遂悍然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所以，蘇聯入侵中國，毁我國防，令日本乘虛而入。因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則間接促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8]。

這五個方面說明中共從建黨開始，就甘願作為蘇聯的走狗，幫助蘇聯執行分裂中國的戰略。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中國人應不應該憤怒？

疆蒙藏台獨 皆中共種下惡果

事實上，今天危害着中國的疆、蒙、藏、台「獨立運動」，無一不是中共早期為配合蘇聯分裂中國而種下的惡果。請看以下事實：

一，1928年策動台灣獨立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中共代表彭榮列席指導。成立大會上所制定的組織大綱與政治大綱，其決議事項多獲得彭榮首肯。決議案中號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9]。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Edgar Snow）時，表達支持朝鮮獨立的方針，並說「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10]。

二，1935年策動西藏獨立

1935年10月中共紅軍在西康綏靖城（今四川阿壩金川）幫助藏獨勢力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國。1936年5月5日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境內）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國。由中共撰寫的《波巴人民共和國成立宣言》說：「我們波巴全國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甘孜盛大的開過了……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國於1936年5月1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並決定從公曆1936年起改元為波巴人民共和國元年。」這個宣言表達了中共對西藏的兩個立場：首先，中共將西藏視為獨立的國家；其次，宣言「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表明中共完全接受西藏人對西藏範圍的認知或主張，即西藏人認為「青康藏」等「藏人居住區」等同於「西藏」的認知[11]。

三，1935年策動內蒙古獨立

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以毛澤東之名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表示「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1936年5月，毛澤東向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發出電報，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獨立國家的立場[12]。

四，1945年配合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蘇聯一直有意策動外蒙古獨立，肢解中國。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召開的雅爾塔會議，英美為說服蘇聯出兵東北而背着中國與蘇聯達成協議，用支持外蒙古獨立來交換蘇聯出兵。當時蔣介石也希望這個妥協能換取蘇聯承諾不再支持中共，所以也勉強同意外蒙古獨立。

外蒙獨立雖說與中共無關（因為它那時尚未掌握政權），但中共卻是可恥地配合着蘇聯肢解中國。當大多數國人都反對蔣介石允許外蒙獨立的決定時，蘇聯就唆使中共發動輿論攻勢以配合蘇聯的行動，這個過程可從當年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幾封電報看出（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年）》），這幾封電報可以說明，中共是完全無條件配合蘇聯肢解中國的。篇幅關係，筆者無法在此詳細引述，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原文[13]。

五，1946年配合蘇聯策動新疆獨立

蘇聯成功策動外蒙古獨立後，擬在新疆照辦煮碗。1944至1945年間，蘇聯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策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分離主義運動，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共稱之為「三區革命」），目的是為了推翻新疆省政權，代之以由蘇聯控制的傀儡政府，使之「外蒙古化」。在蘇聯唆使下，中共積極支持「三區革命」，派鄧力群入疆負責現場指導並保持與延安的電台聯繫。在中共支持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存在了整整5年，它所建立的國統、國旗也被現在「東突厥伊斯蘭運動」分子所沿用。

一己之私 背信棄義 在港重演

從上面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獨立運動」，都是中共種下的惡果。其中有兩點同今天香港的狀况很相似：

一，當年中共為一己之私（奪取政權），不惜到處播下分離主義種子，危害中華民族的利益。今天也是有人為一己之私，不惜策動香港「獨立」。中共統戰部資助「港獨」團體的情况，同當年中共「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何其相似！所以我說：諸獨根源皆中共。

二，當中共成功奪取政權後，不但馬上違背了對少數民族的承諾，而且殘酷打擊要求履行承諾的活動。這種背信棄義令少數民族十分失望，從而誘發當代的獨立運動。今天，香港「獨立」運動之所以興起，不也是由於中共背信棄義嗎？30年前的香港年輕人敢衝破當時社會很尷尬的悶局（雖不想回歸，卻難以啟齒），大膽喊出「民主回歸」的口號；而30年後的年輕人卻喊出「獨立建國」的口號。何解？道理很簡單：回歸20年來，中共對港政策違背了它在《基本法》裏對香港人作出的承諾。既然民主回歸失敗，獨立建國就成為另一個選項。

這兩點相似之處，就很值得李飛先生好好去反省。

參考資料﹕

[1]她是超級「梁粉」，其fb顯示她過去4年都有到禮賓府參加梁振英的宴會，並陳列兩人4年來的合照。

[2]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立法會CB(2)1064/10-11(03)號文件）

[3]《成報》9月3日頭版文章：〈中聯辦梁振英禍港 炮製激進政團鞏固利益 捧青年新政扮港獨〉。「香港社區網絡」當天下午發表聲明，指劉迺強2014年10月辭任所有會務，該會與青年新政沒有任何連繫。

[4]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第202頁

[5]見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著：〈中共初期經濟來源〉，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6月總第12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

[6]見楊奎松〈關於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另外「騰訊歷史」〈解放戰爭蘇聯交給中共多少武器〉（http://view.news.qq.com/zt2012/wqyz/index.htm）

[7] 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

[8] 見王玉祥：〈試論「中東路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97年10期

[9] 見蕭欣義：〈國共長期倡導台灣獨立的史實〉第四章〈中共曾經長期倡導台獨〉，原載《台獨》月刊第111期/5.28.1981

[10]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第88至89頁

[11]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紅軍長征途中曾經建立的兩個「共和國」〉，2007年5月8日

[12]見〈《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的發表〉，載「內蒙古新聞網」，2015年7月27日

[13]上述電報均摘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年）〉——摘自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斯大林年譜》及1979年版《斯大林文集》

文﹕程翔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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