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中港台新領袖論壇
林保華

台灣政論雜誌《新新聞》週刊創辦三十週年，舉辦好幾場活動，先後請了桃園市長鄭文燦、台南市長賴清德與台北市長柯文哲講演關於“台灣的新十年”。可是第四場居然是“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

                中港台青年面對北京因素

前來講話的“新領袖”有四位，一是中國的著名媒體人賈葭，香港兩位是公民黨新黨魁楊岳橋、曾代表青年新政當選立法會議員而被共黨拔除的梁頌恆，台灣方面則是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

稱他們是“新領袖”，台灣這裡可以接受，中國方面可是會非常緊張，難道他們要取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而代之？其實，林飛帆是台灣熟悉的人物，賈葭曾為《新新聞》寫稿多年，香港兩位則是《新新聞》記者去年到香港採訪立法會選舉時認識的，而兩位代表新一代中的不完全相同的理念而當選；當然，梁頌恆後來因為宣誓風波被拔除，事件鬧得很大。他們是新一代精英的代表人物，談談對中港台未來的看法，當然很有吸引力。

論壇主持者是該雜誌總主筆顧爾德，他對中港台事務相當熟悉，坦言中港台要面對的都是北京因素。這也是目前這三個地區面對的現實問題。

賈葭在一年前要來香港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被失踪”十天，因此他在講話時首先聲明對自己的講話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他列舉了這幾年來在中國發生一系列違背人權的事件，說明自由空間越來越窄，因此對中國的未來深感相當悲觀。

楊岳橋雖然是泛民的新一代，與老一代有不同的思維，但是還是屬於非建制中的“溫和派”，與主張港獨的梁頌恆雖然都認為香港情況越來越差，推崇與羨慕台灣的民主，而中國的干預越來越多，但是在應對方面還是有不同，泛民還有若干政治空間，港獨則被封死，梁頌恆為籌款打官司尋求公義的年宵攤檔都被禁止。楊岳橋認為中共資源很多，研究香港、台灣很細緻，對付港台的政策越來越成熟，他們了解港台，比港台了解他們更多。

                放在全球環境看中港台

林飛帆則主張對中港台的發展要放在全球環境，至少是東亞環境中來看。這樣台灣的民主顯出優勢，應該與其他國家與地區多交流，去影響其他國家。他認為，如果從國際的民主潮流來看，相對就比較樂觀。

我在中港台分別住過二十一年、二十一年與十一年，對這三個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對中國的了解從感性開始，離開中國以後的長期觀察與研究，才有越理性的了解。對香港的了解，從一開始就比較理性，到了台灣，可說是用比較成熟的眼光來認識台灣，並且與中國人及香港人做比較。

中國的確用了許多許多資源來了解香港、台灣。然而不是客觀理性的認識香港與台灣，而是為其控制香港與台灣來研究香港、台灣。這種功利性的了解是為某種目的服務，無疑有很大片面性。例如摸清香港人的現實性格，了解台灣人的愛名愛利的短視眼光，目的就是為其統戰服務。這些，本質上就是在操弄人性，甚至可以細膩到操弄每個具體統戰對象的人性。這種研究再細膩深刻，遠離了普世價值，當然就不會料到台灣可以發生太陽花學運，香港可以發生雨傘運動，乃至出現港獨。因為它忽視了廣大民眾的普世訴求，忽略了新一代的困境與絕望。

如果單從中港本地著眼，無疑目前的情況相當悲觀，習近平的強硬政策是在向毛澤東看齊，人權狀況比江胡時代還糟糕，十九大以後更是未知數。然而如果我們相信否極泰來的規律，自由民主不但是普世價值，也是人性的訴求，所謂的“天賦人權”，那麼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就像中國邁入文革階段，統治集團內部也會四分五裂。

香港徹底撕下“一國兩制”的面紗，表面上為“京人治港”鋪路，香港民眾顯得無可奈何，然而訊息自由流通的香港，國際關注下的香港，誰會知道哪一個事件，突然會讓年輕人再次揭竿而起？因為他們對自由民主已經絕望，因此要求香港獨立的星火是絕對無法撲滅的，尤其這種理念已經為百分之四十年輕人與百分之五十大學生所接受。即使梁振英把各式各樣的李國章安插到各個大學，也是徒勞無功，這些人的表現反而會激起年輕人的更大怒火。

                北京因素莫忽視中華文化

中國人、香港人很羨慕台灣的民主，梁頌恆也承認他們對民主所付出的代價還沒有台灣人多，還要繼續付出代價，才能有民主的未來。然而我也看到台灣民主的危機，除了中國在極力打壓台灣的民主之外，台灣內部不但有中國的第五縱隊，即使本土派內部也是派系林立，缺乏長遠的眼光與廣闊的胸懷，這種內部鬥爭給共產黨與國民黨可趁之機。執政者的保守，與某些派系利益的不顧大局，都是中國小農意識的產物，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台灣無法置身事外。這種情況，在香港非建制派內部也越來越明顯的表現出來，因為英國人帶來的西方文明正在離開香港，中國的小農意識不斷腐蝕香港，當年的民主派不思進取，也就日益墮落，包括最近提出的“大和解論”，揚棄核心理念，配合中共統戰，把戰友當敵人丟開，把敵人當朋友來和解。為什麼？還不是利益作祟，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放棄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港台民眾所面對的共產黨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馬列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是小農意識的儒家學說，君臣父子的封建倫理，家族宗族派系的小圈子利益，它們構成的超穩定結構，成為中共維穩的護身符。香港台灣以及中國的海外民運就是不同程度存在這個問題。中國內部的民運，因為還很微弱，因此還看不大出來，哪天有些氣勢了，這些問題也會冒出來。解決文化問題需要長時間，然而必須解決，否則民主政治難以提升，也難以鞏固。

還好正如林飛帆所說，中港台問題要放在全球與東亞的格局來看。那不只是這三地的人權與自由受到西方的關注與監督，如果哪一天中國與西方國家發生戰爭，也許就像清末八國聯軍那樣，給中國帶來革新的機會，帶來地方自治與獨立的機會。

                外部勢力是西方文明價值

然而更重要的，把中港台放在全球與東亞的格局來看，日本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一直是中國改革進步的典範，者也是共產黨必須堅持“反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方文明所孕育出來的普世價值更被中共視為洪水猛獸。然而看看西方文明帶來的民主洪流，與中華文明帶來一代一代義和團的愚昧排外意識，難道還不能證明亨廷頓“文明衝突”的偉大意義嗎？做過外國殖民地的香港、台灣，其文明程度超過中國，誰也無法否認，否則中國遊客不能不那樣乞人憎。當然賈葭呼籲要把中國人與中國政府分開，然而如果不是有那樣的人民，怎麼會有那樣的政府？政府要負最大責任，人民也不是完全無過。

未來中港台的出路，除了相互支援之外，也是與外來勢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分不開的，尤其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因為這一點，我們不必完全悲觀；並且要努力去做似乎不可能實現的任務。這點，台灣當然是中國與香港的典範，不但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必須吸取。
《爭鳴》2017年5月號（刊出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