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評論

《林保華專論》我的反共經驗

    這一期的《壹週刊》做了一個“我的反共經驗”專輯，訪問了一些人，
有普通市民，有包括“卡神”楊蕙如、高雄“拒絕招待中國人”的餐廳老板
劉明松，以及台灣共產黨主席王老養等知名人士；我也被採訪。

    媒體的訪問，排除惡意歪曲，如果不是引用原文，也會因為表達不夠清

來了﹐司徒雷登        林保華

    一九四九年前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從美國移
葬杭州。原因是他在杭州出生﹐至到十一歲離開﹐他的父母也葬在杭州﹐以
及他的“中國心”。毛澤東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為新華社對美國國務
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寫的系列評論中﹐有一篇就叫“別了

走進毛澤東時代            林保華

    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但是回想到那個年代﹐就像做了一個惡
夢﹐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過來了。但是如果再經歷一次﹐肯定走不過來了﹐
也許就像那八千萬同胞一樣﹐在毛澤東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為這

愛國回憶錄之三

在廣州華僑補校的日子裡            林保華

    五○和六○年代的僑生﹐個個都知道“華僑補校”﹐因為差不多個個都
進過﹐只是呆的時間長短不同而已。華僑補校的全稱是“歸國華僑中等補習
學校”﹐當時全國有三間﹐分別在北京﹑廣州﹑集美（福建廈門的對岸）。

我的“日本觀”的演變      林保華

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共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包括中俄聯合軍演﹐一些軍人和御用專家更有中日可能一戰之說﹐就連馬英九為了爭取當選國民黨主席﹐也揚言對日本“不惜一戰”。胡錦濤還親自出馬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鮮花﹐成為中共建政以來規格最高的紀念活動。這些﹐也使我也回憶起我所接受的“抗日”教育﹐及我對日本看法的演變。

 一九三八年我在“陪都”重慶出生﹐憑這一點﹐就要烙上抗日的烙印。也因為戰火﹐父母親在我剛出生兩個月就到印尼投奔在那裡的兩個姑母﹐以為可以避免戰火﹐哪裡想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印尼也被日本佔領。我記得小時候學過兩年日文﹐所以還記得一些字母﹐其他忘記了。

日軍佔領印尼﹐主要對付原先的荷蘭殖民者和當地土著﹐印象中對華人相對少一點騷擾。當時我住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羅﹐只記得上學時早上朝會要對著東方喊“萬歲”。當時爸媽有一個叫李樹華的朋友﹐在梭羅附近的日惹﹐住在一個旅館裡﹐我們去日惹時會找他玩。之所以有這個印象﹐是因為他曾經把我背在身上玩。後來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王紀元﹐是中共的地下黨員﹐當時改名換姓隱藏在日惹。抗戰勝利後他恢復原名﹐到首都雅加達出任“進步報紙”生活報總編輯﹐這份報章也成了我到雅加達讀中學時每天必讀的報紙。七○年代我到香港﹐他是香港三聯集團的負責人。

 因為耳熟能詳﹐至今我還記得日本國歌“君之代”的調子﹐還有一首軍歌﹐後來在電影裡有時會聽到﹐似乎是海軍的。至於那個“支那之夜”﹐即使戰後﹐到雅加達的唐人街班芝然時﹐還會在留聲機中聽到。到戰爭末期﹐盟軍轟炸﹐我們在梭羅也躲過防空洞﹐記得當時怕耳朵被震聾﹐要我們小孩張開嘴﹐給我們咬一塊像香皂般大﹐但是厚度只有一半的橡皮塊。也是當時﹐開始知道美國的B-24和B-29轟炸機厲害。

中國人與支那豬          林保華

    小時候在印尼﹐被印尼頑童罵過是“支那豬”﹐非常氣憤﹐也是當年民
族主義高漲的催發劑之一。最近﹐一批旅遊馬來西亞的中國遊客﹐因為在雲
頂酒店吃早餐時﹐在住房證上被蓋上豬頭印章引發風波﹐保安制止不遂﹐釀

“愛國回憶錄”之二

五十年前今天  離開印尼回國          林保華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我搭乘渣華輪船公司的“芝萬宜”號輪船離開印
尼回中國。至今整整五十個年頭。雖然好多具體細節已經淡忘﹐但是基本輪廓
還記得清楚。到底﹐這是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特別是後來發現走錯了路以

前言﹕

    本人不是甚麼“老革命”而有資格寫勞什子的革命回憶錄﹐但是比起
“愛國”的年份﹐雖然比不上一些大哥大姐們﹐卻遠遠超過當今的憤青。憤
青的愛國主要喊喊口號﹐丟擲石塊大糞﹔我等的愛國﹐卻是真刀真槍﹐並且
付出代價﹐不但拋棄舒適的生活﹐也獻出了我們的青春。但是一旦發覺上當

當年印尼的中共地下黨點滴
    -----讀陳滌非校友徵文有感            林保華

    看了“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參賽作品“兩代印尼華僑的不幸遭遇
”﹐心裡有很多感觸﹐因為作者陳滌非竟是我初中的小學弟。他所提到的雅

杜老誌的最後一夜    凌鋒

1997年6月28日﹐由於對主權轉移後的香港沒有信心﹐我辭了香港大學的工作﹐離開居住21年的香港﹐定居美國。

2002年6月28日﹐有53年歷史﹐在香港曾具龍頭地位的杜老誌夜總會﹐因為生意清淡﹐無法經營下去﹐宣佈結業。

這個五年，是香港由盛轉衰的五年。據報導﹐這個前身是杜老誌舞廳的夜總會在宣佈結業的前一個晚上﹐雖然“媽咪”對舊客廣發通知﹐但是場面仍然冷清﹐表明在歡場談不上真情。到凌晨一點﹐員工才依依不捨離去。這個場面使我不期然想起改編自白先勇著作的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蔡琴哀怨唱出的：“紅燈將滅酒也醒，此刻該向它告別，曲終人散回頭一瞥，嗯 ………最後一夜。”

杜老誌夜總會我一次都沒有進去過。但是1981年我到香港<中報>工作﹐當時報社在灣仔﹐離開杜老誌道的杜老誌夜總會不到一百公尺﹐上下班常從門前走過﹐特別是晚上下班時﹐可以見到這個夜總會的燈火輝煌和進出的豪客小姐﹐見證了香港的繁榮昌盛和奢侈浮華。其後另一批夜總會在九龍尖沙咀東部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美國華裔政治人物﹑遊走美中台的陳香梅妹妹陳香桃等創辦的大富豪夜總會﹐中共駐港官員為了貫徹“舞照跳”和對外統戰﹐不惜撕下偽君子的假面具﹐親臨剪綵﹐以後不但中資機構人員以“ 工作需要”為名大模大樣去捧場﹐出公差到香港的中共官員﹐去大富豪“考察”也成為重要的行程﹐被譏為“雞照叫”。

韋君宜﹑光未然和我                          凌鋒

    1月27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在北京病逝﹔1月28日﹐著名
作詞家光未然也病逝。以他們的高齡﹐可以說是壽終正寢﹐願他們在地下安
息。然而﹐這個蛇尾﹐威力的確不同凡響﹐一連捲走幾個文化界名人﹐包括
王若望﹑王若水等。在簡單劃為“忠奸”兩極的範疇裡﹐毒蛇捲走的應該都

九一一美國蒙難日誌            林保華    2001.9

        在世貿中心被撞毀後﹐美國封閉領空﹐另一部聯合航空的航機
    被迫降落在溫哥華﹐作者過了三天落難的生活﹐沒有怨言﹐沒有鼓
    譟﹐堅持戰鬥。回到紐約後﹐立刻同紐約市民一起﹐投入哀悼和工
    作。

喚起對當年蘇聯文學的記憶        凌鋒

    在六月號的《開放》看到牧夫文章《蘇聯文學的崩潰》﹐一陣唏噓之餘﹐倒也想
起了它的興起。也許還不是它的興起﹐而是在它的“崢嶸歲月”對我們這一輩人的影
響。

    我最早接觸蘇聯文學﹐是在1949年離開印尼中爪哇的梭羅到首都雅加達之後。那

          印尼“抗美援朝”的回憶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軍隊向南韓發動進攻。喜歡翻閱地圖的
我，南韓的一些地名立刻成了烙在腦海裏的新地名了。漢城和釜山是先前就
知道了，但多了大田和大丘，因為打到大丘以後，南韓軍隊退往釜山，隨時

              “大躍進”前後親歷記

    中共建政五十年，就會想到它的政績﹔說到它的政績，就會想到它
發動的那些政治運動﹔說到政治運動，就會想到在這些運動中被迫害致
死的無數冤魂。說到迫害致死的人數，中共從來也不敢公佈過，因為中

我的第一次──整風反右的回憶

    一九五五年我從印尼回中國大陸讀書，正值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運動
。而第一次正式參與政治運動，還是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的整風反右。事情
過了整四十年，仍然難以忘懷。

              我在文革期間的醒悟

    我在大學讀的專業是「中共黨史」，但是真正對中共黨史有些認識，還
是文革期間，這大概就是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了。從這點來說，文革對我
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或者說是「壞事變為好事」。

從葛佩琦獲得平反想起 
鬥爭與平反責任誰負？  林念 1983.1.2

          廿五年前一段往事
         
    從他報看到一篇訪問葛佩琦的文章：「一個大右派的平反」，文章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