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重回香港「六四」燭光晚會 林保華

　　種種棘手問題皆源於「六四」
　　「六四」屠殺到今天已經二十周年了。

　　一直記得香港支聯會提出的那句口號：「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因為回憶起那血與淚的日子，就有揪心的痛。

　　現實的日子已經千頭萬緒，再加上沉痛的歷史包袱，活著，難道不累嗎？但是，想想歷史的真相二十年了還不能解開，想想那些死難的學生、平民，二十年還沒有得到昭雪，我們的心境還能平靜嗎？

　　何況，現實的種種棘手問題，例如中國人權的被踐踏以及腐敗的蔓延，香港民主路程的被攔截，共產黨黑手深入台灣，難道不與「六四」有關嗎？正是「六四」屠殺強行扭轉了中國改革開放前進的方向，才墮落到今天如斯模樣，不正視「六四」，不解決「六四」，能解決擺在中國、香港、台灣面前的種種問題嗎？

　　其實，又何止是這些問題，正是中國的這種倒退，專制獨裁的價值觀正在以全球化的名義改造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共產黨的惡質道德文化正在污染全世界的精神生活，而中國暴力鎮壓的成功，更促使中國瘋狂的發展軍事力量而造成對全球和平與對民主國家的直接威脅。

　　網絡時代的花崗岩石雕

　　「六四」屠殺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深刻的歷史與社會根源。

　　雖然二十年的時光會淡忘我們的記憶，所幸科學的發展，電腦可以幫助人腦保存這些記憶，將共產黨的惡行昭告天下，讓過去被蒙蔽的人們，讓這二十年來剛剛成長的年輕人，得到他們應有的資訊，把共產黨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久前，我終於學會了電腦掃描，可以把這三十多年來，尤其是「六四」前後在香港所寫的評論文章掃描出來。那時，在香港的五家報章寫專欄與評論，因此回顧這些眾多的文章，選擇一些掃描上網，自己也回到二十年前的歷史隧道中。於是，那年一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上書鄧小平要求建國四十周年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三月三十三名著名知識分子上書黨中央與人大常委會，表示對方勵之的支持；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逝世，為甚麼會引發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不是與年前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對胡耀邦的迫害有關嗎？學生運動發生後，他們對反官倒的訴求，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四二六社論對學生「動亂」的定性，以及學生被迫絕食，這些過程中趙紫陽的態度，李鵬與北京市委的態度，鄧小平的拍板，以及李鵬宣佈戒嚴，軍車開進北京等等，都像電影一樣歷歷在目。六月四日凌晨那場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更像是刻在花崗岩上的石雕，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裡面，也回到了當年香港的「六四」現場。

　　二十年來，我不願意被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卻又不敢承認的流氓政黨與流氓政權所統治，所以九七前夕離開香港，到了美國。當看到台灣危機日甚一日也要落到這樣一個政黨與政權手裡的時候，也不得不要「發揮餘熱」，到了台灣，把它當作一個戰場來盡自己的綿力。

　　台灣目前處境類似97前的香港

　　台灣與香港距離很近，可以更近距離觀察香港這二十年來的變化，也可以更精確觀察台灣與香港的異同，不能不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擔心，因為台灣太多的「內奸」與中國威權及人治文化的影響，也許將來的命運比香港還悲慘。我有一種預感，台灣雖然平反了「二二八」事件，但也因為中國沒有平反「六四」，因此將來在台灣還可能發生新的「二二八」！

　　由於台灣目前的處境類似九七前的香港，快要被「統一」了，因此台灣的媒體，尤其是接近綠營的媒體，對「六四」的關注也加強了，正好這又是「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刻。因此我也接受了兩次採訪，一次是三立電視台的採訪，一次是綠色和平電台的採訪。經過幾次越洋千里的搬家，「六四」的資料仍然保存的不多，但是支聯會編纂的包括「六四」前後香港報章頭條的四巨冊資料我還保存，給那些記者看看，拍下作資料保存。綠色和平電台的訪問，我承認怕被共產黨抓，所以飄泊海外，但是共產黨更怕我，否則為甚麼把我列入黑名單，不敢讓我進去？這樣講是因為有些台灣人對自己缺乏信心，怕與共產黨接觸。其實中共至今仍在封鎖各種有關「六四」的資訊，以及有關台灣的正確資訊，不正是真理不在他們一邊而心虛嗎？否則以他們強有力的宣傳機器與「專政」力量，怕甚麼？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趙紫陽錄音講話的出版，在香港與全球也掀起轟動，香港《南華早報》也對我進行採訪。

　　不管香港與台灣發生甚麼事情，年初我與太太就決定今年的「六四」非回到香港出席紀念活動不可。唯一令我們有點猶豫的是，早前H1N1開始流行的時候，深怕像SARS那樣嚴重而無法到香港來。所幸老天幫忙，問題沒那樣嚴重，我們得以如期來到香港。

　　錢彈收買不了有理念的香港人

　　當天傍晚六點多，我們早早去了維園，只見那裡滿是各個團體售賣「六四」紀念物品及文宣的攤檔，泛民的一些政治人物在那裡演講，煞是熱鬧。我們到處遊走，與久違的熟人打招呼，後來走近主席台前，見到司徒華、李卓人等支聯會的一些朋友，他們對我們回來出席這個紀念活動當然感到高興，我們也要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還見到當年也從中國逃出來的熊焱，我們在美國就已經相識了，在這裡見面當然也格外興奮。

　　大會進行時，重新唱起當年在香港每年紀念「六四」時的歌曲，尤其在唱「血染的風采」時，真是百感交集。二十年了，歌曲沒變，但是一個人走過二十個年頭，至少我已經從中年變為老年；有的朋友「發福」了，有的黑髮變白髮了，但是值得高興的是，我的周圍有許多年輕人。有說，這次年輕人來的多過中老年人，這是支聯會經常強調「薪火相傳」的豐碩果實。當台上出現一批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年輕人時，心裡感到非常的欣慰。自由多元的社會，不是產生「憤青」的土壤，只有中國這種資訊封閉的國家，因為當權者的刻意誤導，才會有「憤青」出現，這也是中共至今仍然不肯推行新聞自由政策的原因。看來，香港每天傍晚電視台新聞節目前的一段「愛國主義教育」不但失效，甚至徒增年輕人的反感。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宣佈維園不但足球場坐滿人，籃球場也滿了，甚至草地也坐滿人，還有一些人在外面進不來。他報的數字是十五萬人，打破一九九○年「六四」一周年十萬人的紀錄，《蘋果日報》的報道連場外是二十萬人。但是警方卻只報六萬多人，也許警方為避免參加者人數太多而刺激北京？第二天聽朋友說，支聯會當晚收到的捐款達到二百二十萬港幣，簡直就是回到二十年前的水平，這個數字對北京敏感神經的刺激，恐怕不亞於人數吧？顯然，錢彈收買不了有理念的香港人，北京與特區政府的刻意打壓，造成相反的結果。香港人的這份執著，使中共「統一」香港的雙刃劍，正在發酵……

《動向》月刊  2009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