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葛佩琦獲得平反想起 
鬥爭與平反責任誰負?  林念 1983.1.2

          廿五年前一段往事
         
    從他報看到一篇訪問葛佩琦的文章:「一個大右派的平反」,文章報道
了葛佩琦平反的情況,不禁也勾起了我對二十年前一段往事的回憶。
             
    那是五十年代中期,自己剛從印度尼西亞歸國不久,有幸考上了北京的
中國人民大學。但是入學不到一年,就遇上了整風鳴放和反右運動,那時自
己才不到二十歲的年紀,又是第一次碰上這種政冶上的「大風大浪」,被搞
得昏頭轉向,沒有被捲入浪底,實乃萬幸。

    第一次見到葛佩琦的大名,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他
以講師身份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說:「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
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
……」當時除了葛佩琦,措詞激烈的還有另一個講師王德周。

    也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吹響了
反右派的號角。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自然成了「反右」之的。當時在全國
說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程海果)和葛佩琦,都成了聲討和
批判的尖子人物。但是其他全國知名的大右派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論或觀點,
而葛佩琦的出名只在於他赤膊上陣要「殺共產黨人」。

    隨著反右運動的進一步開展,人們的「階級感情」被激發了。有一天我
們去張自忠路鐵獅千胡同(也是人民大學的校址之一)開大會,記不清是那
一位同學打聽到了葛佩琦在那裡的宿舍,於是四五個同學在開會前先光臨他
家,對他進行「批判」。正好我們去時,應聲開門的就是他本人,人略為矮
墩墩的,戴著金邊眼鏡,皮膚白皙,一副文質彬彬的的書生樣。我看了倒愕
住了,怎麼這樣的人會叫囂要殺共產黨人?但反過來一想,他這種斯文樣子
不正是「反動派」的偽裝,於是和其他同學一起對他展開「鬥爭」。但那時
的鬥爭還走挺「文明」的,只質問他為什麼要殺共產黨人。葛佩琦否認說過
這句話,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認為這是階級敵人耍花招的一種表現,報紙上
的白紙黑字難道是假?因此我們喊了「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就鳴金收兵,
開大會去了。
   
          批判及逮捕

    由於當時「紅衛兵」還未出現,所以鬥爭方式和文革時期相比,簡直是
小兒科極了,時間也只有幾分鐘。如果後來的紅衛兵看到我們這樣鬥爭,必
然會指責我們是「假鬥爭,真包庇」。不過也應該看到,這種到人家家裏去
鬥爭,也是以後文革「打、砸、搶、抓、抄」的萌芽。

    不久以後,也是在鐵獅子胡同,開了全校(城區部份)批判葛佩琦的大
會,記得當時他的身上被貼上「葛犯佩琦」的標語紙,這當然又比文革時期
的「掛牌子」文明一些,而且批判方式也是「文鬥」,沒有「噴氣式」和拳
打腳踢。

    大概叉隔了幾個月,學校裡忽然張貼了一張通告,說葛佩琦是「歷史反
萃命」,加上又是罪大惡極的右派,因此將他逮捕法辦。

    猶記得通告所舉的「歷史反革命」罪,主要是抗戰勝利前後在胡宗南的
綏靖保安司令部擔任過上校主任。國共內戰爆發後,又在東北擔任國民黨軍
隊中的新聞處少將處長,而據解釋,新聞處就是情報處,專搞共產黨的情報
,不罪該萬死?由「歷史問題」發展到「現行問題」,這似乎是必然的邏輯
,因此對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歷史根源」等等,不禁佩服之至。
 
          思考的幾個問題                 

    「四人幫」垮台後,特別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大幅度地
扭轉過去的路線方針,其中之一是全國絕大部份的右派得到了平反。我同班
級的幾個右派全部得到了平反。不過也聽到消息說,由於要證明「反右」的
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仍有幾個知名度很高的右派沒有得到平反,除了民主
黨派中的章伯鈞、羅隆基外,竟也還有原來學校裡的「老師」葛佩琦和「同
學」林希翎。

    現在知道葛佩琦已經平反丁,心裏自然也為他高興。但是通過有關他的
平反的報道中,也有若于問題值得思考。

    其一,葛佩琦從來沒有說過要「殺共產黨人」。他在當年六月九日就寫
信給「人民日報」否認此箏。那麼「人民日報」(以及人民大學的校刊)「
人大週報」)上那些話是誰強加上去的?據現在發表的他的發言整段(不是
幾個字或一兩句)和以往發表的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為什歷對他
的申訴又不理不睬?這件事應該由誰承袒責任?

          陰差陽錯耐人尋味

    其二,葛佩琦被捕後,判處了無期徒刑,審訊員說明其理由為「你是少
將!」葛佩琦當時解釋:「我是一個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但他的話沒
有人相信。筆者也只有到現在看了那篇報道,才知道葛佩琦原來還是「一二
九」學生運動的積極份子,曾兩次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在一九三八年加入
中共,以後再打入國民黨軍隊裡袒任少將的高職,他的情報工作竟是為共產
黨搜集情報而不是為國民黨搜集情報,但是他的這段光榮歷史撓被抹嘿,乃
至在共產黨自己的監獄裡一蹲十八年(到一九七五年特赦國民焦的縣團級以
上軍政人員時才得以出獄,但右派問題至最近才平反),而這個地下黨員也
竟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參加鳴放,其中的陰錯陽差,顛顛倒倒,非我們局
外人所能了解。以中共嚴密的檔案制度,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出此「怪案」,
亦頗耐人尋味。

          壞事變好事的疑問

    其三,報道說,葛佩琦在這問題上採取「同前看」的態度。因為他說:
「要論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我無法與少奇同志、彭老總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比
;要說受的冤屈,他們又比我大得多。」大概是歷盡滄桑,才能這樣看化人
生。也可能階級覺悟頗高,才能既往不究。但是試想,大部份人精神上所受
的創傷,大概是永遠無法彌合的。而那些冤案的製造者,對葛佩琦的「向前
看」是感到慚愧的無地自容呢,還是認為反正可以平反,搞錯了也不要緊?

    其四,葛佩琦說,「這叫因禍得福。『文革』十年,我是在勞改工場度
過的,沒有受到任何衝擊。」相信這句話並非是阿Q精神,而是「壞事變為
好事」的所謂「兩點論」。但如果千千萬人在求「福」之中,都要像葛佩琦
一樣先去得禍,那麼這個世界不知會變成什麼世界?

    陸定一最近稱讚中國的知識份子「很好」。豈止知識份子?中國的老百
姓都很好,好在他們「逆來順受」。但是中國的當政者,要怎樣才能無愧於
這種綿羊式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

《明報》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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