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行  凌鋒  1995.1-2(2010.2.15上網)


●急飛北京(1995.1.24)

    體改委的朋友病危,波士派我立刻趕到北京探望。上午近十一點決定,下午
五點多的飛機出發。這下把我搞得手忙腳亂。

    最傷腦筋的是如何交稿,長稿只能打個招呼不交,小專欄稿就立刻動筆。飛
機票由公司去訂,行李則由老婆打理。

    總算趕出四篇專欄稿,然後去旅行社拿飛機票,再到銀行拿錢,并且兌換人
民幣。回到家,再把幾篇稿一一傳真出去。所幸三家報館的傳真機都暢通無阻。
當然,還關照了北京的親友來接機。電話也并不順利,有的找不到人,有的找到
了,來不及安排酒店,只好住在親友家裡。

    一般去外地,總要帶些手信去,這次一切皆免,所以行李就少了,只有一個
手提旅行包,是我最“簡裝”的一次。

    匆匆趕到飛機場,入了閘。結果飛機卻誤了點。這誤點,又給我在候機時多
趕一兩篇稿。

    飛機遲了四十多分鐘才起飛。飛機一起飛,我想,該送點心來吃了。這時才
感到肚子餓,這時才想起還沒有吃午飯。越想肚子越餓,只好閉眼睡覺。直到空
姐送來一小包花生米,才狼吞虎嚥吃起來。所幸不久“正餐”也送來了,才可飽
餐一頓。

    晚上八點四十分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剛剛把行李從行李架拿下,突然燈光
全熄了,不知道出甚麼意外。大概三分鐘以後才恢復照明。
(北京東行之一)   


●北京的冬天(1995.1.25)

    雖然穿了皮夾克,但因為仍穿單褲,所以走出機場時,零度以下的冷風襲來
,有些寒意。

    心裡計算一下,移居香港十八個年頭,冬天都在香港過的,一次都沒有去過
北方,不曉得身體還能適應否?這同當年十七歲從印尼回北京情況不同,那時年
少氣盛,那裡如同現在步入衰亡?

    一接觸北京的冬天,就想起當年在北京下鄉的情況。特別是在順義縣,夜晚
一個人走在曠野,毫無阻擋的西北風吹到身上,耳朵聽得是大風吹到電線的呼嘯
聲,有時正怕那是狼在嚎叫,寒氣加寒意。

    想想這些,現在再冷算得了甚麼?

    沒想到兩批互不認識的親友來接機,互相寒暄了一番,上了車回到夜宿的地
方。

    幾天在外奔波,北京的冬天也不過如此。除了第二天風大一些較冷以外,就
是溫度再低,也冷不到哪裡去。沒有戴帽子,沒有用圍巾,度過了這幾天。當然
,北京的冬天越來越暖,再加進出以車代步,冬天的威脅就少了一些。

    住下以後才發現,不是怕冷而是怕熱,暖氣太熱,晚上反而被熱醒。而更可
怕的是乾燥。半夜起來頻頻喝水,但還解不了乾渴,人似乎要變成木乃伊或蒸發
了。六零年畢業離開北京以後,第三十五個冬天再接觸北京,已經水土不服了。
(北京冬行之二)


●見不上最後一面(1995.1.26)

    有時候,還不能不信“緣份”或“心靈相通”的事,不能全歸咎於“迷信”

    這次去探望的是體改委的李忠凡。這幾次張五常去北京,和中國的經濟學界
接觸,都是由他和他擔任秘書長的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接待的。前年秋
天弗里德曼和張五常去北京時,他的胃癌開完刀,人雖清瘦,但精神還不錯。做
事情,看問題,一樣頭腦清晰、思路敏捷,也有魄力。

    這次傳出他病危的消息後,波士上午決定要我下午去。我因為要交稿的關係
,商量能否第二天早上,但他不同意,一定要立刻去。

    飛機誤點四十五分鐘,快九點才到北京。我也考慮了是立刻去探望他,還是
第二天早上去。他住在復興門外翠微北里,趕到那裡,還要摸黑找他的住家,找
到起碼是十點半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應該已睡覺,家裡人也困倦不堪,所以我決
定還是第二天一早去。因此我一到和平里住宿地,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李忠凡
太太說第二天早上送他去醫院,要我去北大醫院找他們。

    可是第二天一早,其他朋友打電話來說,李忠凡已於半夜送醫院急救後逝世

    第二天到他家裡,他夫人說,我打完電話後,她告訴他張五常讓我來北京了
。李忠凡眼睛一亮,但接著整個就垮下來,他們立刻送他去醫院,查出是尿毒,
排尿後沉沉入睡,再沒醒過。
(北京冬行之三)


●吃毛菜未見張姐(1995.1.27)

    既然到了北京,就打電話找一些老朋友。一位下了海的老朋友表示要請我吃
飯。我也毫不客氣地說,要吃就去那家新開張的毛家菜館。

    他搞不清在那裡,我說有個“寧”字的立交橋下。他向太太打聽,知道是天
寧路立交橋下。

    那天晚上,他開了第一天下地的新車(車牌都還沒有掛好),奔天寧路去。
上了立交橋,到處搜索,也不知道毛家菜到底在橋下何方?

    下了立交橋,朋友說,找個地方問問。他把車相左一拐就停下。也就在這同
時,我們發現眼前大樓的門上,書有“毛家菜”三個大字。

    我一想,毛澤東顯靈了,否則怎麼一找就找上?後來又想,雷鋒不是說過“
毛澤東思想是方向盤”嗎?汽車的方向盤一向“左”拐彎,就到達目的地,雷鋒
的話完全應驗了。

    菜館有兩層。上層已滿,地面有一半還空著。坐定以後點菜,順便和服務員
聊天。我們她張姐在不在,她說不在。今天會不會來,她說大概不會來了。(朋
友讚揚我是毛專家,否則怎麼知道稱張玉鳳是“張姐”,我當然保持它的神秘性
。)

    問是否毛的御廚在掌廚,她否認。不過她說有幾樣菜的菜名是御廚叫出來的
。紅燒肉三十元一碗。

    問老紅軍是否免費?大概服務員怕我們吃霸王飯,趕忙說她不管這個。
(北京冬行之四)

 

●殘破的馬列編譯局(1995.2.4)

    在北京,利用一些時間拜訪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比較》雜誌主編之一
的榮敬本。

    《比較》的全名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地點設在西城區西斜街三十六號
的中共中央編譯局。

    我和榮敬本見過一面。後來許家屯發表對現在資本主義的認識,就是由榮敬
本對他進行採訪的,當時有頗大的影響,如今自然被某些人視之為大逆不道。

    所謂中共中央編譯局,前身是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所以當年我見榮敬本掛
此頭銜而大談現代資本主義,頗為驚訝,因此也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

    叫了“麵的”去西斜街,司機居然不認識。我在豐盛醫院下車,一路問人,
三十六號從邊門找到中們再找到大門找到大樓,再爬五層,累得我氣喘吁吁。走
進榮敬本的辦公室,一片破舊景象,本來要深呼吸定定神也不敢。

    辦公室的家具,都是五十年代的,藤椅早就破了,書架上的書已發黃,且多
灰塵。我和榮敬本說:“怪不得方勵之說,馬列主義像破爛衣服一樣,應該扔了
。”

    玩笑歸玩笑,看到那種殘破景象,也夠心酸的。要發掘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
,他們那裡該是一個。

    他們那裡的主要工作現在是將鄧小平著作譯成外文。還有新血加入。
六點離開時,走廊一片漆黑,沒有路燈。
(北京冬行之五)

補記:因為篇幅,還遺下一點沒說。他們的廁所也是舊式的,小便在下面一條溝
裡。廁所沒有門,用一張白布布簾擋著。


●聚首黑土地(1995.2.6)

    北京之行中“最後的晚餐”,我要求在文革期間下鄉知識青年所辦的餐館。
這種餐館北京有好多間,最後選上和平里南口的“黑土地”。原因是其中一位朋
友就是下方在北大荒的。中國東北廣袤的松遼平原,就統稱為“黑土地”。

    原來三個人的聚會,結果是六個大人一個小孩,有經濟學者,有傳媒工作者
,還有下海的商人。除了小孩外,一個人起碼原來就認識了其中的兩個,因此彼
此間毫不生疏。而最令我想不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的趙海英也正好在北京而光臨
。其他兩個原來我以為時間太緊而見不到,這下居然也見到了。

    “黑土地”的菜色,據稱是他們過去插隊時吃的,其實應該說是黑土地的特
產,但有些菜他們當時也沒有太多機會吃的。

    我點了一個清炸馬哈魚,那是我早就聞名的。其他則由那位當年的“知青”
來點,例如“黑土地大鍋菜”,就以豬肉塊為主,近似紅燒肉;再就是蘑菇。而
最受歡迎的恐怕是粥渣了,那是用玉米熬成的粥。當年我在北京郊區的早飯也是
以此裹腹,還比較經餓,而且是香噴噴的。對我來說,已經三十多年沒有吃這東
西了,自然更值得懷念。

    這家餐館的墻上設有可以插信的紙袋,用作插卡片用。當年在北大荒插隊的
知青插上現在所在單位的卡片,便於失掉聯絡的“老戰友”恢復聯繫,共敘舊誼

(北京冬行之六)
(按:這次聚會的有樊綱與我在中新社的朋友)


●北京的胡同(1995.2.9)
   
    那天去西斜街找中共中央編譯局時,鑽了西城區幾個小胡同。兩邊都是舊的
四合院,但胡同都鋪上柏油路。一問,才知道是七十年代鋪上的。前幾次去北京
,都在大街上跑,沒留意胡同的變化。

    第二天朋友驅車去華僑飯店吃飯,車子也是開進小胡同裡,但也因為街道鋪
上柏油,所以沒有往昔胡同的味道。

    由於車子東轉西轉,我已搞不清楚轉到何處。以前知道有華僑大廈和新僑飯
店,不知有華僑飯店。回去後查地圖,也沒聽過那胡同的名字。不過卻找出了它
的地理位置,北新橋往東走,那是我曾經比較熟悉的地區。

    五十年代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時,中共黨史系前身的歷史系就在東直門附近的
海運倉,離北新橋近,有時會上那裡去買東西。如果往西走,就是東四牌樓了,
那裡的人民市場也比較常去。看電影則在那裡的工人文化宮或交道口的電影院。

    那時常去鐵獅子胡同的校本部聽報告,就是穿過汪家胡同去的。那就是泥路
的胡同。東四有十幾條胡同。

    那天去的華僑飯店我看了看,應該就是以前的王大人胡同,華僑飯店大概就
是原來的華僑服務社改建的。那時中僑委、中國新聞社都在那裡。

    要體驗真正的北京,必須體驗那些胡同。現在蓋四合院賣錢,沒甚麼意義,
因沒有真正的風土味。
(北京冬行之七)


●東方廣場工程暫停(1995.2.11)

    在北京,也順道去看看那即將拆卸的座落在王府井南口的麥當勞。

    由於車子開不進王府井,只能由東長安街走過。麥當勞還沒拆,但東邊和北
邊的大批建築物已夷為平地,留下孤零零的麥當勞。但拆卸工作也因此停下。

    海外對此傳說紛紛,真相如何,莫衷一是。但拆卸工作的停止,表明是出了
“故障”,由香港大財團參與的東方廣場工程看來只能暫停。

    北京的友人說,這個由北京市政府推出的項目,李鵬已簽字同意,朱鎔基則
反對,江澤民是模棱兩可。但看來并不只是同意或反對那樣簡單。項目被阻止表
面上是和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有關,但實際上會有政治原因,包括太高的建築物
將可俯瞰中南海,對中南海的安全是個威脅。問題是七十年代擴建北京飯店時已
出了問題,奈何重犯?難道中共高層已經開放到不將中南海視為禁地?

    如果項目由鄧榕拉線,那表明鄧家進一步勢衰。

    也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進一步激化。《北京日報》一個醒目的標題:解決
經濟問題還需要靠發展。這聲音似乎不那麼協調。

    中國大陸目前資金非常缺乏,此時投入,也許可擇肥而噬,但如考慮政治因
素,那麼投資(主要是大項目)要十分小心。因為你不問政治,也許政治要問你
而成為權力鬥爭的磨心。
(北京冬行之八)
(按:幾個月後就明白,那是江澤民正在整反對他的陳希同。政治風暴告一段落
後,對香港大財團還是採取安撫態度。)


●反腐敗有突破?(1995.2.14)

    在北京期間,人們比較關注的一則新聞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對貴州
省兩起重大貪污、受賄案的審理情況及處理結果:原貴州政協常委、省國際信託
投資公司董事長閻健宏(女)被判死刑;原貴州省公安廳廳長郭政民被判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

    本來郭政民不會緩期執行,但因為他揭發了閻健宏的貪污、挪用公款和受賄
罪行(共人民幣數百萬元)有功,才得到緩期的“寬大”。

    閻健宏是甚麼人物?有勞公安廳長“反戈一擊”?原來她是貴州省市委書記
劉正威的夫人。

    中共內部有個規定,處理部長級以上的貪官(包括他們的直系親屬),必須
經中央同意。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對他們是網開一面,以致中共出現“上樑正
下樑歪”的反常情況,貪官都是小官吏,大官吏則個個清廉。

    只有八六年胡耀邦打虎運動,才動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立教的兒子胡
曉陽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女兒葉之楓,但胡耀邦本人不久就保不住
自己的總書記職務。

    劉正威本人是部長級幹部,他的夫人被槍斃了,是否表明中共的領導集團想
在反腐敗當中有某些突破呢?

    但從中共的體制來看,反腐敗很難認真推行,缺乏後臺,或“政敵”的貪官
才會遭殃。
(北京冬行之九)


●送溫暖工程(1995.2.17)

    春節以前,北京在宣傳一種“送溫暖工程”。

    “工程”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的時髦字眼,已經不屬於土木方面的工程
了,含義頗廣,港人最熟悉的恐怕還是“希望工程”。但最早將“工程”加以發
揮的恐怕還是林彪以顛覆毛澤東為目標的“五七一工程”。

    現時的“送溫暖工程”是向一些困難地區、困難戶表示黨的“關懷”。由領
導人去慰問,并且送上一些物質和金錢,以緩和社會矛盾和黨群矛盾。

    現在最困難的地區和部門,無非是貧瘠的農村,特別是山區農村,還有是礦
區,還有一些城鄉的寡鰥戶。中共“走資”以後,由於政策的不當,加上貪官的
橫徵暴斂,使兩極分化嚴重。而“宏觀調控”也出現一些問題,有一些國有企業
和事業發不出工資,加劇了社會矛盾。據我所知,四川、陜西、山西、山東、東
北等地,都有人“鬧事”。重慶市政府前面常有老太婆坐在那裡“請願”。

    於是北京的中央各部、地方的省市領導人,就要利用春節去“送溫暖”。

    送當然比不送好。但是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溫暖”也有限,因為它只
能是暫時的,也只能惠及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搞“形式主義”,則更要不得了。

    問題是中共領導人如何將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
(北京冬行之十)


●一周將休息兩天(1995.2.20)

    去年,中國大陸在星期六開始上半天班。有的地方用“長短周”制度,碰上
星期六放假,叫“大禮拜”,因為一周可以休息兩天。

    北京的幹部說,他們考慮以後每星期放兩天假,和美國一樣。這樣一來,大
陸在這方面要比香港“先進”,搞“一國兩制”香港吃虧也。

    西方國家老早就一星期休息兩天,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星期六要上一整天
。列寧曾提倡“星期六義務勞動”。毛澤東時代則將星期六下午列為政治學習或
“組織生活”。改革開放後,政治學習時有時無,不過一到周末,人們都失去“
凝聚力”,在那裡胡混。去年試行星期六下午放假,效果非常好。

    好在哪裡呢?就是節約能源和物質,因為上班也做不出事情。不上班,起碼
電燈不用開,為國家節約能源。而工廠不用開機床去糟蹋原料和生產廢品,更是
一種節約。

    中共領導人大概因此想通了。多放一天假,不但可以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
特別是和香港比較),又可以節約國家財產,而幹部、工人也高興,更加擁護黨
的領導,何樂而不為?

    於是今年春節,大陸從年三十放假,帶年初七上班,皆大歡喜,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長假。
(北京冬行之十一  完)

香港經濟日報  六路八方專欄  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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