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思維不可能有中港和諧 林保華
北京與民主黨的小小妥協,在香港引發爭議,根本原因是人們還猜不透中共
的用心,是出於誠意,還是只是玩弄權術,此乃中共以往所作所為寫下的歷
史所決定的,並非如習近平在全國黨史會議上所言,是有人醜化或歪曲中共
歷史所致。也因此,看北京的後續動作,就可以檢驗北京做出這種決定的心
態。
郝鐵川的錯誤時間地點講話
香港記者協會大概被這個“妥協”所鼓舞,邀請中聯辦官員在午餐會上發表
演說,這本來是提供北京爭取香港民心的機會,也顯示改革誠意。哪裡知道
應邀前來的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這個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曾經“破
冰”邀請相關傳媒召開記者會的“憲法與法理專家”,沒有為上一次的頑固
表現、並在事後證明與中央“不一致”的態度洗底,而是繼續站在鐵一般的
頑石立場胡謅一番,顯示共產黨的不可救藥!這位上海來的“學而優則仕”
官員,比二十多年前許家屯時代,從上海來的“宗教間諜”、新華社副社長
李儲文都還不如,枉為他活了這二十多年,倒是顯示了獲得中宣部閻王殿真
傳的黨棍。
香港本來就以“自由”,尤其是新聞自由聞名於世,九七前後就因為主權轉
移的原因,讓這個美譽受到損傷,且不說許多民間媒體的“反特(區政府)
不反共”,就連以往享有英國BBC獨立編輯方針的香港電台,也被老共搞得
幾乎面目全非,成為老共宣揚獨裁專制理念的場所。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
員呂新華在香港電台大吹法螺之後,中共官僚食髓知味,這個郝鐵川也以為
香港記協與香港電台一樣提供給他放毒的場所,居然敢於大談媒體的功能,
無恥的要媒體為政府服務。
改革開放後,胡耀邦身為總書記,做了中共領導人中難得的好事,但是一句
媒體要“八二開”報喜不報憂的講話,就毀了他的形象。現在郝鐵川敢於在
香港記協的午餐會上來指導傳媒的責任,也真佩服他的“勇氣”,因為這些
充滿腐屍氣味的話,應該是在親共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上說的,到記協場
合找錯了地方,沒有馬上轟他下台是寄以對言論自由的尊重與禮貌而已;同
樣情況,中共可沒有這個雅量,這從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的遭遇,與不會邀
請泛民領袖向中聯辦官員演說就可以知道了。
郝鐵川坦承中國處危機時期
去研究郝鐵川的講話,可說是浪費時間的事情而大可不必,使人有興趣的倒
是他鼓吹“社會秩序危機時期”,媒體該如何如何,列舉的是西方國家的戰
爭年代,如二次大戰、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與美國九一一受恐怖襲擊時期
等等。這裡讓人們產生許多困惑,例如:
第一,中國政府是否正在準備發動一場戰爭?因為近來不但共軍連續組織多
場軍事演習,共軍將領還張牙舞爪,似在為爭霸全球發動戰爭而製造輿論,
所以有必要讓香港媒體配合“協助政府”。
第二,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到達水深火熱、一觸即發的時刻?也就是郝鐵川所
說的“社會秩序危機時期”?看看多場針對性的屠殺與爆炸事件,如同“紐
約時報”所評論的,中國社會的高壓鍋要爆炸了,所以中國公安對香港記者
的訪問也特別“關照”,連採訪廣州撐粵語的文化運動,也動用公安拘留香
港記者。
第三,中共建國後,一直反對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文字獄”層出不窮,
超過歷史上任何朝代,媒體都是“黨的喉舌”,主管媒體的中共中央宣傳部
成為權力最大、無所節制、無人監督的大怪獸。這是否也意味著,這六十年
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這個政權哪裡是來自“人民的選
擇”?
正因為中國一直處在危機時期,才導致郝鐵川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
發表錯誤的言論,可謂“慌不擇路”而“口不擇言”也。這也是長期處在英
國殖民地“安定繁榮”社會的香港人所難以理解的,為何到了中國手裡就出
現社會秩序的危機?
香港是否也有必要唱紅打黑?
據說精於旁徵博引的郝鐵川為何沒有舉出一九七一年六月,美國國防部為了
紐約時報刊載五角大樓的機密文件“越戰報告書”而鬧進了法庭。這份報告
敘述美國當年如何涉入越戰的經過而嚴重影響國家安全。這一事件,常被作
為探討人民知的權利、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範例,結果政府敗訴。早期的
美國總統傑佛遜也說過:“在有政府而無報紙與有報紙而無政府二者之間作
一選擇,我會選擇後者。”曾經帶過博士生的郝鐵川,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知
識,一味要媒體“協助政府”,豈非誤人子弟耶?
在郝鐵川發表宏論以前,香港也傳出,現任港澳辦主任的廖暉即將退休,現
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兼副部長的王光亞可能接任。廖暉是擔任過中共政治局委
員、僑委會委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的兒子,王光亞是擔
任過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陳毅元帥的女婿;上屆主管香港事務的政治
局常委是曾慶紅,父親曾山擔任過內務部長;現在主管香港的是習近平,老
爸習仲勳曾擔任國務院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說明了什麼?那就是,香港是高幹子弟的“囊中物”,香港太重要了,
非最可靠的紅色子弟來管不可。有朝一日,也許該由在重慶“唱紅打黑”而
名震全球的薄熙來(“八老”之一薄一波公子)來管管香港,才可以徹底改
造香港,由黑變紅,徹底洗刷一百多年來的“恥辱”也。
但其實,哪一個人來管香港,不是主要問題,要緊是他的思想如何?對中共
駐港官員的觀感,香港人恐怕還是認為許家屯最開放,雖然他始終是一個共
產黨人,然而比較能夠迎合那時的改革開放潮流,沒有拘泥於共產黨教條的
舊思維,當然最後沒有好下場。因此一般駐外官員,都選擇“寧左勿右”來
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郝鐵川就是一個,還有一大片。
製造輿論為二十三條立法?
九七之後,踢掉董建華而讓曾蔭權出任特首,是對舊思維的突破,因為曾蔭
權在共產黨眼中是“港英餘孽”,然而居然敢用。也許,比較有開放思想的
曾慶紅敢於承擔這個責任。因為這個突破,即使沒有為二十三條立法,也使
當時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的香港逐漸安定下來。董建華是“愚忠”,
曾蔭權是“精忠”,從客觀效果來說,當然是“精忠”好過“愚忠”。事實
也是如此,在共產黨如來佛的掌心裡,身為天主教徒的曾蔭權也不敢有非份
之想,而是努力打好這份工。也因為太努力了,把他過去在英國人統治下積
累起來的信用消耗掉了。不過無論如何,他比董建華了解香港人的想法,因
此對是否該為二十三條立法,他會比董建華慎重。
在政改方案通過後,立即有消息傳出說北京想“趁勝追擊”,為基本法二十
三條立法。郝鐵川的言論似乎也是在製造輿論放試探氣球。不知道這是哪一
個白痴或極左分子的想法,因為那無疑是給已經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
的共產黨多點燃一個火頭,而且讓北京為政改做出小小讓步的“善意”全功
盡棄。因為這將進一步證明,共產黨還是“吃小虧,佔大便宜”那一套的騙
子。這樣的共產黨,香港人就不必對“和諧”有任何幻想。
《爭鳴》2010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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