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2016 5 31《綠色參考》
（林保華主編；提供林保華等人的評論與綠媒以外的信息。）
全文刊於林保華部落格：http://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

綠參：台4月製造業景氣燈號 中止連12藍衰退；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惹爭議；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丁子霖明起遭軟禁；不求港人同動作 燭光仍在即支持；港膺全國最和諧城市；太陽花與傘運 香港輸台灣九條街；敢說不的知識分子何其少！黃鶴樓驚見強拉客下體按摩；隔38年「三會合一」再召開；中國3.6兆美元財富管理產品 面臨違約連環爆；種族歧視的中國幽靈；克里夫婦投資西藏 被指惹惱達賴

林保華按：
春江水暖鴨先知。台灣股市給蔡英文上演了審慎的慶祝行情。說明外資與本地投資者信任蔡英文的經濟政策，證明吧經濟所在中國是錯誤的，也得到國際與國內的認證。這是台灣未來正確的經濟走向。不是與中國斷絕來往，但是必須走向國際，並且為台灣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

好消息！4月製造業景氣燈號 中止連12藍衰退
自由電子報
2016-05-31  13:00

〔記者王孟倫／台北報導〕國內經濟數據有好消息傳出，台灣經濟研究院今天公布2016年4月製造業景氣燈號為「黃藍燈」，擺脫連十二個代表景氣衰退的「藍燈」。台經院表示，由於近期製造業的生產指數、外銷訂單及外貿表現等，跌幅持續縮小，帶動製造業景氣好轉。

    台經院今天公布國內四月製造業景氣燈號為「黃藍燈」，中止連12顆「藍燈」。（記者王孟倫攝）

根據台經院公布顯示，製造業景氣信號由3月9.14分增加1.54分至4月10.68分，燈號轉為「低迷」的黃藍燈，中止連續12顆「衰退」的藍燈紀錄。

台經院表示，全球景氣復甦腳步仍弱，4月國內製造業相關數據中，生產指數、外銷訂單及外貿表現仍維持負成長，不過，在衰退幅度減緩下，使得製造業走出谷底。

觀察個別製造業表現，「運輸大類」方面，汽車零件廠商因第1季北美市場出貨高峰已過、台灣新車掛牌數較減少，機車內外銷與機車零件廠商營收雙雙下滑，自行車則受到美國市場庫存升高、中國市場表現不如預期的拖累，4月整體產業持續維持黃藍燈。

「電子電機大類」方面，3C電子產品需求持續疲弱，蘋果新機未有令人驚豔的亮點，4月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與電子零組件表現均維持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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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叫義務太沉重，有責任多關心。但是香港人維護自身的價值，比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更大，香港如果淪亡，建設中國個屁。明天我會在台灣自由時報就紀念六四發表我的看法。六四應該紀念，可惜現在已經逐漸變色，淪為某些政治人物做騷與行騙的場所，尤其是美國的中國民運。

 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綱領惹爭議
本土派「無義務」何俊仁「不會改
台蘋」
■孫曉嵐（左圖）及周竪峰（右圖）均認為港人無責任建設民主中國。

【六四27周年】
【本報訊】舉辦了26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曾是保皇黨與民主派爭論話題，近年卻成為傳統泛民與本土派爭論焦點。本土思潮主導下，今年學聯退出支聯會；港大和中大學生會會長都表示，當下刻不容緩的是討論香港前途，港人並無義務建設民主中國。面對猛烈批評，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強調不會修改綱領，他反問：「一年悼念嗰一晚，咁都叫浪費時間？」
記者：陳建平
■何俊仁稱不會因批評而修改支聯會綱領。何家達攝

「維園集會其實都係我嘅政治啟蒙。」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承認，早在初中起已出席燭光集會，「我記得有一年滂沱大雨，喇叭都濕晒，我冇遮都企喺度參與，成個畫面好感動」。他曾經和支聯會立場一致，覺得要爭取民主中國，但自言近年改為認同本土派思想，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已跌至零，不再認為港人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六四）綁架咗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周解釋，當年中共屠城，前人本可藉機拒絕民主回歸論及主權移交，但支聯會反而提升港人對中國的使命感，令香港議程長期沒有「自決」這一選項。
孫曉嵐：唔代表忘記歷史

既然堅信港人對內地已無責任，為何學生會今年仍聯同10間大專學生會舉辦六四論壇？周表示，事實上六四的確影響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及一代人的思路，意義重大，因此有必要先理清對六四的看法，才可走向未來，所以今年的論壇分為兩節，首先是重組記憶碎片，然後才討論香港的前途，當中不會有悼念環節，「我覺得悼念係由心出發，隨時可做，冇必要逼人默哀一分鐘；但我哋依然欣賞當年六四義士嘅精神」。
同被視為本土派的港大學生會，今年則會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集會，除討論香港前途的論壇外，也設有悼念環節。會長孫曉嵐解釋，悼念的對象包括死難者及世上其他為民主犧牲的人士。與周竪峰一樣，維園集會是孫曉嵐的政治啟蒙之一，但今天她也再無任何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經歷過反國教、雨傘革命之後，會覺得嗰啲先係我哋嘅真正責任，到底我哋習以為常去悼念，個意義係咪仲喺度？」她預測一至兩年後，學界在六四當天不會再有活動，「但咁樣唔代表我哋忘記歷史」。
面對本土派的嚴厲批評，何俊仁慨嘆自己多年來動輒得咎：「1997年之後，就俾人鬧點解少咗叫『結束一黨專政』，係咪轉軚唔再鬧北京？2005年見張德江之前，又有人鬧我，叫我一定要上去講內地民主，唔好淨係講香港；到𠵱家，掉返轉俾人鬧唔好關心內地，只可以講香港，咁你話我跟得幾多？」
何俊仁認為不一定要以民族身份出席燭光集會，每年都有外國人到場，公義根本無分國界；即使有人真的覺得悼念無意義，也無必要仇視支聯會，「你唔想去，我尊重，但我唔明點解要我哋解散」。他強調，不會因批評而修改支聯會綱領，因為不覺得建設民主中國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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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派拒赴維園 學者：為箍選票
港蘋
■蔡子強
 
報訊】本報分別向各個泛民政黨及有意參選立法會的新組織查詢，了解他們對六四的立場，發現傳統泛民依然企硬出席維園集會，本土派組織幾乎全部不去，部份更表明不支持平反。學者認為本土派取態可鞏固年輕選民選票。
本報分別向17個政治組織的主事人、核心成員或議員查詢，除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無回應外，其餘都有清晰立場。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傳統泛民；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將出席維園集會；新民主同盟及香港眾志也立場一致。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本民前及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都表明不會現身維園，但會出席大專學界的六四論壇，也支持平反六四。
難獲中生代支持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近日幾個大專學生會的言論炒熱了六四議題，尤其樹仁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的「支聯會是龜公鴇母論」非常侮辱，嚴重傷害參與集會多年的上一代人之感情。他解釋，雖然相關言論主要由學生會發表，但營造出來的本土派氛圍，相信只會令中生代更難接受本土派，難以吸引他們投票予本土派。本土派策略主要是鞏固既有的年輕選民票源，而不是嘗試與中生代加強溝通，拉近距離爭取新票源。
■記者陳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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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佳作。

徐承恩﹕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明報文章】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泄氣了，有以10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

延伸閱讀：

（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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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獨裁者必然的例行公事。

 丁子霖明起遭軟禁　截斷通訊
港蘋
 ■丁子霖（左）及高瑜在今年六四期間將分別被監控及「被旅遊」。

【六四27周年】
六四仍讓北京緊張！警方通知年近八十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6月1日起將軟禁她，並且切斷其住所電話，必須使用警方提供的手機，只供緊急聯絡。而她的密友記者高瑜六四期間也將「被旅遊」。
「丁老師來電話：國保上門通知6月1日上崗並停電話。給了一部專用手機。」北京資深記者高瑜昨在Twitter透露，警方發給丁子霖的電話裏只有三個號碼，警察、救護車120和另一至親，意義明顯。
丁子霖向本報證實該消息，說打給高瑜純粹是怕她擔心：「因為我6月1號以後電話就要被切斷了，我問問她情況，告訴她打電話給我打不通不要緊張。」其實自從丈夫蔣培坤去年中秋去世後，丁子霖就沒再接受採訪，也很少與外界聯繫。
高瑜「被旅遊」

前日丁曾向本報表示今年身體狀況不容許她參加任何活動，包括路祭愛兒，打算獨自在家度過這悲傷的一天。不料當局仍不放過這位天安門母親，在敏感日剝奪她行動和通訊自由，猶如在傷口撒鹽，令丁更悲憤。
丁子霖是高瑜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時的老師，與六四也曾入獄的高一直互相扶持，亦師亦友。高昨寫道：「她衰邁的心需要24小時監護了，乾枯的眼睛裏流不出更多的淚水了，走不動了，27周年只能在家裏祭奠愛子了，陪伴她的還有蔣老師的亡靈。」
而72歲的高瑜自己也被當局列為敏感人物。家人透露警方已經通知，6月1日會來接高離開北京旅遊，等六四過後才能回家。寫文章批評習近平和揭露中共意識形態控制的高瑜，前年被捕後以「為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判刑五年，去年11月因患有嚴重疾病，獲准監外執行。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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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不求港人同動作 燭光仍在即支持

【明報專訊】今年63歲、在六四中失去丈夫的尤維潔（圖），兩年前從丁子霖手中接棒擔任「天安門母親」組織發言人，她稱最期盼有朝一日獲內地媒體採訪，在中國內地公開六四真相。她又表示感謝香港市民每年在維園紀念六四，面對參與人數減少，她說在多元社會，不強求「大家都做同一個動作，只要燭光晚會還存在，就是一種支持」。

稱鴇母論出於社運失望情緒

對於近日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將支聯會比喻為「鴇母」，63歲的尤維潔表示，香港學生因佔領運動失敗等事件而產生失望情緒，出現過激言論，可以理解，但不贊同。她表示，支聯會為平反六四做了許多事，令人感動。香港與中國無法區別開，中國實現民主化，香港才能更繁榮。香港是中華民族的成員，應團結表達平反六四的決心，分散則力量會變弱；香港應好好利用現有的政治自由度，為中華民族的民主出力。

盼港為中華民族民主出力

她又說，「天安門母親」年事已高，需要有人去承擔責任和風險，她作為「天安門妻子」責無旁貸。做了發言人，她被監控的力度比以前大很多，電話長年被監聽，記者不可登門採訪，甚至今年清明後有一次與一名香港記者約在外面採訪，中途亦被多名公安阻止。「我們從來沒想過藉境外媒體來提高我們的曝光度，我真正希望內地媒體來採訪六四事件，在內地揭露六四真相、促成討論。」

至於去年六四維園晚會紀念人數為近7年來最少，尤表示由於政治氛圍變化，有些人不願再關心內地所有事務、不再參加維園燭光晚會，或者用其他方式紀念，「香港社會是多元的，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不需要大家做同一個動作，只要燭光晚會還存在，就是一種支持」。她又表示非常感謝香港市民支持，這麼多年都沒有忘記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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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對中國遊客不是非常粗暴嗎？而且需要動用中國公安來香港“執法”綁架，和諧個屁！

社科院：港膺全國最和諧城市
港蘋
■社科院報告指香港廉署執法甚嚴，令社會廉潔、開放及公正。　資料圖片
 
【本報訊】香港社會近年極度撕裂，惟中國社科院昨公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卻指香港為全國最和諧城市，惹學者質疑。報告解釋，香港廉署執法甚嚴，令社會廉潔、開放及公正；同時土地供應增漸見成效，樓價及租金開始回落，亦令解決房屋問題有曙光。
學者：調查透明度不足

不過，該報告有提到本港社會在政制、環保及政策上有分歧，尤其部份組織或人士利用激進及違法方式反對政府，影響社會和諧、零售及旅遊業，故政府未來應制止這類行為，並要配合中國「一帶一路」策略發展。至於中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香港今年續排第二，第一為深圳。
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表示，中國近年流行效法西方制訂競爭力等指數，但社科院學術水平不獲國際認可，「閂埋門話自己全世界第一都得」。調查數據透明度可驗證是否合乎國際標準，但社科院競爭力指數調查透明度不足，無法得知其具體數據來源、調查對象及問卷內容，而觀感調查與實際情況也不能相提並論。
黃偉國估計，該調查設「和諧」範疇旨在配合國策，但看不見當中理據，「湯顯明涉貪、梁振英收5,000萬，我都見唔到廉署有嚴格執法」。香港樓價去年至今僅些微回落，若政府高地價政策不變，房屋問題也不見得有曙光。
■記者岑梽豪、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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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台灣往前走，香港向後退，這是對“中國化”抵制還是融合的兩個不同結果。眼看香港最寶貴的司法獨立逐漸被中國的人治所吞噬，實在無限唏噓。

蘋論：太陽花與傘運 香港輸台灣九條街
港蘋
「暗角七警」事件主角曾健超，因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成，昨日被裁判官判監五星期。曾健超表示，對判刑感到極之失望及不開心，但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故決定提出上訴，亦會上訴到底。相對於他的理性回應，支持者及反對者對法庭判決的攻擊就不乏極端言論。這是社會分化的必然結果，也是視司法為政治對抗武器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想司法進一步政治化、如果不想司法獨立受到更多蠶食，就有必要從政治上正本清源，否則只會是治絲益棼。
司法受政治民粹干擾

曾健超襲警案和七警毆打曾健超案，涉及的不只是警民關係、警隊形象問題，也是雨傘運動引發的政治、司法問題的一部份。無論法庭判罪與否、刑罰輕重，都難免引致兩極反應，令香港的法治受到質疑。由於香港雨傘運動與台灣太陽花學運都涉及佔領問題，涉及警民關係問題，涉及政治與司法關係問題，或許，走在前面的台灣的經驗與教訓堪為香港借鑑。
台灣的民主化在華人社會首屈一指，但司法的政治化一直受到詬病，蔡英文在就職總統時明言：「我們的司法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她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司法無法親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無法有效打擊犯罪，更嚴重的是，「司法失去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她宣佈將在10月召開司法國是會議，透過人民實際的參與，推動司法改革。
相比之下，香港還擁有良好的法治傳統和法治信譽。只是近年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論，特首凌駕三權的超然地位論，動輒把港人的抗爭言行指為違法而向司法施壓的違法論，都令法治受到的侵蝕日益嚴重。雨傘運動後，大批參與人士被捕、被檢控，但多數是政治檢控，被法庭裁定無罪、證據不足的不在少數，中共喉舌及親共人士、媒體又遷怒香港司法系統，令司法獨立受到更多的政治干擾、民粹干擾。
令人感慨萬分的是，台灣行政院長林全上周已宣佈撤回對太陽花學運126人的控告。他表示，當年學運的訴求後來已成為社會共識，立法院也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凸顯學運的正當性與社會貢獻。因此，太陽花學運是政治事件，而非法律事件，應在「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突的原則下」盡量從寬處理。
香港司法恐怕要倒輸

當然，這一決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台灣的司法政治化或政治司法化問題。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就投書報章斥林全的決定是「只問政治，沒有是非」，國民黨立委陳學聖昨日還向檢方特偵組告發林全瀆職，但台灣學者多認為林全的決定是邁出了正確的一步，「撤告這件事情明明就是正確地解決政治問題的合法作為」。
政治與司法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關鍵在於主政者著眼點在於維護司法的獨立性和權威，還是在於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把政治司法化。不要以為對政治事件撤告是民進黨重新執政後的政治騷，馬英九時代，教育部也曾撤回對在反課綱運動時佔領教育部的學生的控告。
台灣行政院決定撤回對太陽花學運的控告，也有批評者認為會打擊警員士氣。但林全昨日首度回應指，法律規範若有錯，造成執法不當，那就該修法；若命令不恰當，造成執法過當，那就檢討發佈命令的人。警員若在現場判斷上刻意違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原則，才會有執法過當的問題。
可見，論司法的權威與信譽，或許香港目前仍比台灣優勝，但是，論政府在引爆司法爭議的政治事件上的認知、作為，梁振英政府就比台灣政府輸九條街。雨傘運動與太陽花學運一樣，是政治事件而非法律事件，如果梁振英政府繼續執行北京的司法指令、繼續把政治司法化，那麼，隨?台灣司法改革的展開，香港司法倒過來輸給台灣司法的日子恐怕也不遠了。
周一至周六刊出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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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他們血脈裏遺傳了數千年的苟且偷生「順民基因」”來自於文化，尤其是被歷代統治者獨尊的儒術。偏偏被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幾千年文化，正是中國人幾千年吸食的毒品，從而在胎盤時期已經毒害胎盤。每當我批判這些毒文化時。會立即引來中國民運人士的咒罵，說我為馬列主義的罪行開脫。但是想想馬列主義被毛澤東“中國化”之後，比西方的馬列主義更要不堪，還派生出金價王朝的馬列主義，事情還不明白嗎？台灣之所以出現異類，乃因結果西班牙、荷蘭、日本的殖民，即使如此，中華惡質文化的影響仍然不可低估。香港也有類似台灣的非中國殖民的歷史，西藏、新疆亦如是，這些才是未來引導東亞地區擺脫中國殖民統治的先進地區。年輕的朋友們要了解中國文化之毒，請讀流亡美國的中國學者，在美國也受到中國人排擠的李劼的大作《百年風雨》與《中國文化冷風景》。此書在台灣出版，卻在銅鑼灣書店大賣，因當時老闆林榮基慧眼識英雄。

 敢說不的知識分子何其少！
（中國問題評論員　林和立）
港蘋
■中國著名文學家、國學大師錢鍾書夫人楊絳凌晨於北京病逝，享年104歲。互聯網
 
錢鍾書夫人兼國寶級文學家楊絳的離世，除了說明大陸知識界的凋零外，亦令人探索一個爭論性頗大的問題：在中共洪水猛獸般的淫威下，敢冒死公然對黑社會主義統治說不的知識分子何其少！
中共對包括國際知名大師的人格踐踏遠早於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開始，在民國時代大放異彩的文學、藝術家以及世界級教授，為了生存大多避談政治兼改行。錢鍾書被迫花大量時間監督《毛澤東選集》的外語繙譯，文豪巴金與矛盾基本上停止創作，沈從文改為研究美術史，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的老舍在文革開始不久更走上自殺的絕路。
文革後飽受蹂躪的知識界發表了不少動人心弦的傷痕文學，楊絳的《幹校六記》暴露了文革的荒謬與兇殘，是劃時代的代表作。但即使萬二分敬仰錢鍾書夫婦等大師的讀者，也需要面對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何這些國際知名的文藝泰斗沒有站出來公開聲討毛澤東與鞭撻中共政權反人性、反科學與反民主的本質？
還記得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曾不客氣地問巴金，為甚麼他在文革後雖然不斷寫文章呼籲知識分子要「說真話」，但他自己好像沒有說過一句「反黨」或針對中共體制的話。朱教授是這樣「質詢」巴老的：「您老人家說幾句吧！不要說一百句，你說一句行不行？一個人不能以號召別人說真話為滿足，而是應該身體力行，你自己說幾句真話來留給後人。」
中共閹割知識分子

正如宗教學者王怡所言：「共產黨的確讓知識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知識和信念，不足以支撐他們在獨裁者面前的人格。他們的脊樑輕易就斷了。」王怡還引述文學理論大師王元化在文革後的一段話，王老說在歷次反知識分子運動中，難得有如經濟學者顧准與「反黨輿論」搞手遇羅克等不畏強權的人，「我們知識分子終於沒有全軍覆沒」。但王元化本人有沒有為文革的犧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這樣批評王大師：「就算顧准沒有淪陷，和你老又有甚麼關係？」
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要當烈士。但不爭的事實是，中共苛政之所以延續的原因之一是如林昭、張志新一樣，願用生命與血腥強權硬碰的大無畏者絕無僅有！近年大陸流傳一篇題為〈上帝給中國還留下了幾個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學者解析中共如何馴服和閹割一代代知識分子。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資中筠擔心在中共的體制內，名牌大學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中國很可能「人種都會退化」。而傷痕文學作家張抗抗則慨嘆：「如果需要，他們會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種人，他們擁有這種強大的力量。他們就是一部高效的機器，幾十年如一日地製造一種叫做奴隸的產品！」
的確，大陸不願做奴隸的人越來越多，但膽敢發出洪亮吼聲的仍然是極少數。中國人可以戰勝他們血脈裏遺傳了數千年的苟且偷生「順民基因」嗎？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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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哈哈，唐詩與成語都要改寫了。黃鶴樓改為煙花樓，也不必“煙花三月下癢走”了。“杳如黃鶴”變成“要汝黃鳥”？中華文化，勃大精深。

詩人們要哭了 「黃鶴樓」驚見強拉客下體按摩
自由電子報

直接在草叢進行性交易。（圖片擷取自網路）
2016-05-31  07:37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黃鶴樓美景讓古代詩人詩興大發，但現今的黃鶴樓卻染黃，竟有人在附近草叢進行性交易。

中媒報導，中國湖北武漢的黃鶴樓是名勝古蹟，但卻有業者在附近從事性交易，流鶯往返於園區，並將男客強行帶到附近長江大橋紀念碑的草叢，進行下體按摩。中國網友氣憤的說「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警察何在」，也有人感嘆的說：「國家要給他們工作，他們會幹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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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美國、日本、德國等要加強防盜措施。

隔38年「三會合一」再召開 習提三步目標 中共建政百年躋科技強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

【明報專訊】繼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圖）又出席了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黨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除出訪俄羅斯的副總理張高麗外，其餘6名政治局常委亦全部出席。習在大會發表講話指，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三步目標是，到2020年時使中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時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中共建政100年時（即2049年）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2020年成為創新國 2030年躋前列

這是時隔38年後再次「三會合一」同時舉行，上次「三會合一」是在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點，為中國制定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奠定了基礎，當年的會議也被譽為「科學的春天」。

新華社報道，昨天大會由總理李克強主持，包括中央機關、各部委及社會各界人士共4000人參加。習近平在大會發表講話時指出，今天，我們在這裏召開這個盛會，就是要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

習近平說，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目標是，到202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使我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提5項要求 夯實基礎強化戰略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勉勵科技工作者，兩院院士和廣大科技工作者是國家的財富、人民的驕傲、民族的光榮，大家責任重大、使命重大，應該努力為建成創新型國家、建成世界科技強國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他又指出5項要求：一是夯實科技基礎，在重要科技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二是強化戰略導向，破解創新發展科技難題。三是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四是深化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五是弘揚創新精神，培育符合創新發展要求的人才隊伍。

經濟下行壓力大 科創助轉型關鍵

目前，在科技支撐下，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也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產能過剩、產業結構失衡、亟需作產業升級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諸多壓力，而科技創新再被視為能否成功實現轉型的關鍵。

新華社稱，「三會」歷史性聯合召開，參加人員規模之大，與會人員規格之高，所要解決問題之嚴峻，近40年歷史上只有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能與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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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就像赤壁之戰中的火燒連環船。

中國3.6兆美元財富管理產品 面臨違約連環爆
自由時報
2016-05-31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彭博報導，中國規模達二十三．五兆人民幣（約三．六兆美元）的財富管理產品（WMPs）市場，可能面臨違約連環爆的風險，因越來越多WMPs相互投資。獨立研究公司Autonomous Research預估，截至去年底，WMPs相互投資規模已飆至二．六兆元人民幣（約三九六○億美元）。

    中國規模達23.5兆人民幣的財富管理產品市場，可能面臨違約連環爆的風險。（路透）

分析師憂心，在此情況下，只要一檔WMPs有不良投資，就可能影響其他WMPs，造成投資人對這類產品失去信心；萬一很多WMPs出現損失，交叉持有的情況會為市場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這是二○○八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引爆全球金融海嘯的主因。
專家憂心再釀金融海嘯

今年以來，至少有十家中國企業爆發債務違約，上證綜合指數重挫二十％，中國經濟成長率為二十五年來最低，且尚未見到復甦跡象，上述情況令分析師更加擔憂。

蘇格蘭皇家銀行駐新加坡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志鵬表示：「中國金融體系有充沛的流動性，卻缺少高報酬率資產可以投資，在這個過度擁擠的金融體系，所有的風險正在累積。」

中國發行的WMPs通常是委託銀行販售，卻未列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過去三年，銀行業販售的WMPs激增，因為希望吸收資金和賺取手續費，而存戶希望尋求每年最多達八％的高報酬。

根據中國中央結算公司資料，截至去年底止，中國流通的WMPs總值，由三年前的七．一兆元人民幣，激增逾兩倍至二十三．五兆元，占中國ＧＤＰ的三十五％。去年中國每週平均發行三五○○檔WMPs，尤其是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中型銀行，很依賴這類產品來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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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中國領導人與宣傳機關一再宣傳的“炎黃子孫”、“血濃於水”是最大的種族主義口號，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現代版。但是中國沒有法律制裁這種種族主義論調，甚至荼毒海外華裔，有的甘為中共的第五縱隊。

性、洗衣機與黑人：種族歧視的中國幽靈

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和結構暴力，需要如法農所說，去掉自己身上成為白人的意識，才有希望。
觀點 2016-05-30 戴娜美 分享文章
圖為廣州，一名贊比亞商人坐在一個服裝批發市場外。
圖為中國廣州，一名贊比亞商人坐在一個服裝批發市場外。AFP

1961年的12月6日，年僅36歲的阿爾及利亞革命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因白血病在美國逝世。那天早晨，他對妻兒表達了自己的恐懼：「昨晚他們要把我放到洗衣機裏去。」

55年後，確實有一個黑人被塞到了洗衣機裏，而歷史弔詭之處在於，現實當中把黑人洗白的卻是曾經也被視為「有色人種」的中國人。這則中國某洗衣珠廣告中，一個身上滿是污漬的黑人試圖和一個打算洗衣服的中國女性調情，而中國女性突然往他嘴裏塞了一口洗衣珠，隨即把他摁進了洗衣機中──最終洗出來了一個中國帥哥。這則廣告中的肢體和眼神動作，還完美地展現了這樣一幅圖景：中國女性吸引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有變成了中國男性，才在中國女性眼裏具有吸引力。

外國網絡一片大嘩，紛紛感歎中國人竟然如此種族主義。而國內網民則紛紛反駁，認為這不算，或者說外國人以及國內的「聖母婊」（道德要求過高的人）「太過敏感」。有網友說，這只是藝術創作；有的說，中國沒有種族歧視的歷史背景，政治正確是「西方的事情」；更有甚者，「他們歧視我們中國人，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歧視他們」的言論，在中國網站上絕不佔少數。

反殖先鋒法農的憤怒與恐懼，針對的是白人。而現在，卻是白人們在質問和批評中國人的廣告過度種族主義，被視為有色人種的中國人們，則有不少人感到理直氣壯。
黃皮膚，白面具

中文網絡上流傳一句話，大意是「我們終將成長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這句話與法農的「黑人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變白」不謀而合。

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描述了這樣的一幅心理圖景：黑人看似痛恨白人，實則痛恨黑人，他們不斷向白人證明自己可以做得和他們一樣好，試圖通過變白而拯救自己的種族。他們沒有取消白人的優越，而是把自己併入到白人的優越當中去。黑白的二元結構相互依存，白人需要黑人去證明自己的優越，在黑人身上投射出自己的無窮焦慮；而黑人，需要白人來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確定自己的方向。

法農更加斷言，所謂黑人，不過是白人的人造品，在白人的注視之下，黑人需要為自己的野蠻歷史與祖先負責。那些骯髒、食人、愚蠢、落後等等標籤，不斷撞擊生活在白人目光下的黑人，成為被檢驗的對象。黑皮膚是這一切的象徵與起源。在表皮的黑色之下，對身體與心靈的審視與規訓已經完成了。

出生於法屬殖民地的黑人法農當然注意黑白二元。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文本也微妙地切中要害。歷史學家奇邁可（Michael Keevak）在《成為黃種人》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本來並不「黃」，但隨着近代西方開始對人種進行「科學分類」，東亞人成為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過渡人種。現代生物分類創始人林耐（Carl von Linné）在分類命名時，對東亞膚色的形容先是淡黃，然後是慘黃，種種東亞人的體質特徵被與兒童、病態、邪惡、低俗等特質相關聯起來，在1795年由布魯門巴赫（Blumenbach）確認為「蒙古人種」，「蒙古褶」、「蒙古斑」、「蒙古人病」等術語都被用以佐證東亞人的落後。黃人與黑人一樣，都被建構為落後與低下，是人類的幼稚時期，需要成年的白人們引導和照顧。

19世紀試圖「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在建構「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對這些「科學種族論」照單全收。「漢族」、「華夏族」、「炎黃子孫」的概念，正是在面對西方列強時才流行起來。漢族或者華夏族，是以父系血統為分類前提的人種，以作為民族國家中國的根基。在這些理論裏，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強盛，都是基於血統的純正。純正的漢族王朝，比其他少數民族統治都要強盛。知識分子進而靈活調用這一套理論強化民族—種族意識，宣傳自強。康有為在《大同論》中就提出：「白人和黃人差距不大，中國還可以奮起直追，黑人則是族性已經過於低劣。」

1949年紅色中國的崛起，在民族主義的傳統話語上打開了缺口。在毛澤東的論述中，非洲黑人和美國的黑人，成為了資本主義奴役的最底層，也因而成為了需要團結起來對抗霸權主義的，廣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的中國，除了給予非洲國家援助外，也不斷宣傳「黑兄弟們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的中非友誼。

然而這一系列對非洲的援助、感恩和優惠，並沒有延續下去。階級話語隨着改革開放開始而逐漸偃旗息鼓。「黃種人」隨着各式的科學主義和現代化進程再次浮出水面，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復甦。這一時期的《河殤》、《黃孩子》、《龍的傳人》等流行文化產品，都強化了中國人的「黃色認同」。在《河殤》中，「專制封閉的黃色文明」與「民主開放的藍色文明」形成二元對立，成為海洋文明的渴望，與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描述的黑人焦慮如出一轍。恰如黑人需要白人看到他們的文明，需要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成就，需要得到白人的肯定，中國人同樣直白地表達了「先進」方向的渴望。
反黑浪潮：80年代的黑暗面

在《河殤》廣受追捧的80年代中國，人們對現代化的焦慮與日俱增。1949年以來，中國的發展因為種種原因被「耽誤了」，「落後」再一次籠罩了主流敘事。與20世紀初相似的民族主義又開始不斷膨脹，優生學也隨着全面計劃生育而崛起。保持漢民族血統純正，後代優良，再一次成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

而非洲黑人，則失去了團結對象這一身份。中國人越來越將非洲與貧困和疾病相聯繫。這一聯繫與早已成型的種族觀一起，將非洲形容成了一片傳染病（主要是愛滋病）肆虐，資源匱乏的大陸。而非洲人（主要是黑人）則又成了懶惰和貧窮的代名詞。

80年代的中國在今天令許多人心生嚮往，然而那個時代也有它被遺忘的黑暗一面。其中一例，便是驅趕非洲學生的校園運動。對「劣等民族」的偏見，加上對非洲人獲得留學生優惠的不滿，對愛滋病傳播的恐懼，和保護本民族「純正性」的呼籲一起，激起了綿延80年代的中非學生衝突。

1979年7月3日，上海的一名馬里學生被中國學生毆打，並因為膚色較淺而被後者一邊喊着「太淺了」，一邊不斷潑墨水。雙方在宿舍門口爆發鬥毆，導致50名外國學生和24名中國學生受傷。在此之後，一百多名非洲學生聚集到天安門廣場遊行，呼籲停止送非洲留學生到中國，因為中國「反非洲傾向非常嚴重」。而中國政府僅承諾加強上海學生的「國際主義」教育，否認事件與種族歧視相關。

1979年後，中非學生之間的衝突不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擴大。1979到1989年的10年間，南京、合肥和杭州等地，陸續有反黑人事件發生，每次均有數百人涉及。如1988年12月29日，華中科技大學的300名中國學生向留學生宿舍扔石頭，並砸傷了一名斯里蘭卡學生。中國學生給校方寫信，要求驅逐非洲學生。因為「非洲學生和中國女生的交往破壞了中國社會的穩定」。類似這些事件，往往以女性和非洲黑人交往為導火索。與非洲學生交往的中國女生，也被污名化成了「漢奸」和「妓女」。

在1989年之後，中國加強了對大學校園的控制，校園反黑運動也隨着「美好的80年代」告一段落。然而枱面上種族歧視的消失，讓公開的反思變得更不可見。中國的種族觀念，不但沒有得到指出和討論，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成了對「劣等民族」的鄙夷。
「洗白」的中國人

中國網民對「種族歧視」廣告的反應，常常是「想多了吧？哪有什麼歧視？」的確，不像很多國家歷史上有過的那樣，中國沒有成系統成組織的種族歧視。然而，這並不代表在中國生活的黑人感受不到歧視的存在。這種歧視，更多和中國人面對非洲人的優越感有關。這種優越感有關經濟，也有關性慾，而且無時無刻不召喚着「白人」的在場。

中國網民常常把廣州形容為中國黑人最多的城市。的確，廣州黑人以做小商品貿易的商人為主。保守估計人數在10萬上下，也有20萬、30萬甚至40萬的說法。他們並非長居，而是往返於中非，做小商品貿易。現今居住在廣州的非洲人，無論是流利講四門語言的商人、醫學院的留學生、還是每天都能「打的」出門的女生，或能負擔一年四次往返中非的阿姨，都同等地面臨着相同程度的歧視。走在被稱為「巧克力城」的三元里或者小北，他們會被警察攔下盤問，會遇到路人鄙夷的眼光，人們會在臉上表現出厭惡。而中國網民們，則激進地傳播反黑文章，把子虛烏有的黑人移民視為中國21世紀最大的危險——甚至上升到「亡國滅種」。在「小粉紅」發源的「晉江論壇網友交流區」裏，年輕女性為主的網民經常討論廣州「黑人圍城」的主題，熱度也不下政治討論。

中國民族主義也和種族階序的想象結合在一起。著名的民族主義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在第二季中用動物形象描述了非洲人——好吃懶做愚蠢不堪的河馬。中國援非的歷史也被簡化成了「第一世界不和我們玩」的無奈。而性和帶着生殖意味的種族想像，也仍然是排斥黑人的核心焦點。在百度貼吧，微信朋友圈裏傳播的反黑言論，乃至今天這則廣告中，黑人都像是目的不純，只想睡中國女人的渣滓；與黑人交往的中國女性被污名化為「重口味」或者「窮，沒受過教育」。

法農描述法國黑人如何喜歡與白人結婚，因為那是高貴之路，當他們揉搓白色的乳房時，他們其實是緊握「文明與尊嚴」。黑人則被建構為原始、不受約束、充滿情慾（這一點，恰恰也在今天的廣告中有所體現），他們的陰莖是一切慾望想像的具體化身，既令殖民者畏懼又讓他們興奮。在法農恐懼的洗衣機隱喻中，黑人的骯髒非常明白：洗白黑人、治癒黑人的黑皮膚，不但是白人社會進化主義者一直的夢想，也是康有為早在100年前就表達的理想。

而到了「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之前還是階級兄弟的亞非拉同胞已經被拋諸腦後，黃種人略差於白種人的自我歧視也被放棄，中國人開始要求和白人平起平坐。這一切如兩個世紀以前的白人們一樣，依然要騎在黑人的頭上來完成。中國人樂於爭取的那一個個「五千年」、「歷史第一」都是想要挑戰西方業已成就的文明，其實如那些黑人知識分子一樣，想要獲得肯定。工業化的、先進的、現代的、高素質的西方是令人渴望的第一世界，而已經不是要被打倒的資本主義秩序。夾在中間的中國人，既如法農描述的黑人般對於白人有情慾渴望，也有如黑人對自身低人一等的慾望焦慮——黑人是中國人的過去，也是絕不想再面對的過去。

中國人夾在黑白之間，恰如法農。法農在馬提尼克（Martinique）時自認為是法國人，不是黑人，直到去了歐洲被人不斷提醒，他才發現自己是黑人。他被法國朋友介紹為黑人大學生、黑人作家……外貌表達的種族是第一身份，他們是刻板印象構成的「那幫黑人」（the Negro）而不是「一個黑人」（a Negro）。這也是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感受到的那種矛盾心態。對自己本來文化的歸屬感和身份的焦慮重新出現並被不斷強調，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某些留學生比在國內更愛國。而另一方面，這種是又不是的焦慮，又和那些來自新疆或西藏的年輕人在漢地東部的焦慮有多少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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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按：
有這樣的事情？怪不得美國務院對中國特別軟弱。

克里夫婦投資西藏 被指惹惱達賴

克里夫婦投資西藏水資源項目，引起藏獨組織的不滿。（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據中國西藏網29日引述外媒報道，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及其妻子參與投資中國西藏的項目，指此舉刺痛了達賴集團，達賴集團不斷呼籲克里停止投資，稱該項目「危害西藏環境」、「危及西藏人民的自治權」。

開發水資源 美指無掌控權

美媒《每日來電》（The Daily Caller）曾在5月4日報道，克里及妻子特雷莎（Teresa Heinz Kerry）在中國12家企業作投資，其中包括在西藏的水資源開發項目。報道指出，目前最受爭議的項目就是對西藏一家水資源公司的投資。該投資主要來自克里妻子家族的基金會HFI Imperial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克里夫婦對投資並沒有掌控權。據維基百科，特雷莎曾嫁給亨氏創辦人亨利·約翰·海因茲的曾孫亨利·約翰·海因茲三世，並為他誕下3個子女。

中國西藏網稱，克里夫婦對西藏的投資，惹惱了達賴集團和藏獨組織。其中「自由西藏運動」發言人阿利斯泰爾．柯里稱，克里夫婦要立刻停止同中國所屬公司的項目投資關係。

藏獨組織批危害自治 籲停止

因為這不但是在支持中國的業務，也危害西藏的生態環境。他稱，美國國務院曾數次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的侵犯；作為一名政府官員，一舉一動都可能傳遞某種公共政策的信息，因此這一投資應當立即被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