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八十年代改革悲劇
作者:李劼

有關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的當事人回憶不少,甚至還有《六四真相》面世,但有關整個八九年“六四”學運整體圖景的描述,依然空白。如今,這個空白由北京學者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的問世而獲填補。從一九九二年開始,陳小雅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搜索了大量的資料,採訪了諸多當事人,再加上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零距離觀察,寫成了這部一百多萬字的煌煌巨制,對當年的那場學生運動作了全方位的描述。此著具有鮮明的力求真相的信史風格。作者秉董狐之筆,直面各方人物的真實形象,以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於追求政治正確而可能出現的種種偏袒。

此著的問世,不僅提供了一幅八九學運的整體圖景,還豐富了諸多至關重要的歷史細節,豐滿了當時政治博弈的各方人物。從學生領袖、知識精英、到政治人物乃至普通市民,全都因為歷史細節的真實和豐富而呈現得栩栩如生,從而與歷史進程脈絡相當清晰的梳理,相得益彰。由學運引發的這場歷史變故,既是中國民眾爭求自由和民主的悲劇,更是整個八十年代的改革悲劇。

我曾經有說,中國歷史上的造反有理總是理直氣壯,而每次改良都沒有相應的改革話語。從文革的陰影裏走出來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也同樣如此。因為沒有改革話語,所以導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無以徹底。雖然那樣的缺憾首先在於中共黨內官僚集團拒絕徹底否定毛澤東,但毛時代長年累月的閉關鎖國造成的知識貧困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知識貧困,黨內知識份子能夠抵達的思想高度,無非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他們對毛的批判也僅止於《國際歌》與《東方紅》的互相矛盾:一者是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一者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又因為知識貧困,致使從文革中一路走來的年輕學子欣喜若狂于科學主義的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並且以此作為分析中國歷史文化的捷徑:不需要鑽研歷史文化就可以輕輕鬆松地得出中國歷史屬超穩定結構之類似是而非的結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宣導者們的打倒孔家店,流於簡單粗暴的文化暴動;八十年代的方法論熱也同樣只是熱衷於喊口號式的結論,結論者藉此在幼稚和無知的前提下獲得誇誇其談的滿足。知識的貧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的匱乏,而思想的匱乏又進一步加深了改革開放在話語上的危機。就此而言,鄧小平的不爭論,不管有多麼粗糙多麼武斷,但不得不承認,那是在無以建立改革話語背景之下的最為實際又實用的選擇。

訥於言說的鄧小平非常明白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困境:一方面是要終結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又深知毛澤東之於中共執政在法理上的承繼性和不可或缺性。從文革中崛起的華國鋒就因為搞掉了毛澤東的四人幫團隊,結果把自己置於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最後不得不黯然下臺。倘若去掉了毛澤東,那麼鄧小平執政的合法性連同中共的統治地位也將搖搖欲墜。蔣介石再學曾國藩,承繼孫中山的法統性卻從來不曾含糊過,始終將孫中山牢牢地頂在頭上。國共兩黨的這兩個國家主義者,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政治上卻從來沒有糊塗到像華國鋒那樣自斷經脈的地步。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雖然在經濟建設上不認同毛澤東的折騰,但在打江山坐江山及其相應的專制人格上,全然承繼毛澤東。

這應該是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斷然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緣由。倘若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開始鄧小平時代的標記,那麼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標記了從毛澤東家天下過渡到鄧小平的重建黨天下。此中的意味不言而喻,鄧小平及其中共官僚集團,不願把從毛澤東死後到手的江山,交還給人民。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所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謂小康社會的許諾,不過是鄧小平們在如此這般地告示中國民眾:可以讓你們吃得好些,穿得像樣些,但江山不是你們的;並且還得明白,你們的幸福,得由我們來恩賜。

毛澤東玩中國政治,最初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裏習得,後來經由二十四史深造。鄧小平弄權的本事,可能來自金庸小說的啟迪,當然更多的是來自黨內鬥爭的腥風血雨。八十年代既是西方傳來的科學主義興盛的年代,也是金庸小說風靡大陸的時光。最後,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風頭一時,金庸小說裏的江湖廟堂權鬥秘笈大獲全勝。金庸小說不僅教會了鄧小平在政治權鬥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又無意間直接預告了韋小寶式的人物繼鄧之後執掌最高權力。相比之下,超穩定結構、挑戰與應戰之類的言語恍如浮雲,飄過即逝。真要說什麼啟蒙,其效應可能還比不上鄧麗君。

按說,鄧小平與鄧時代的反抗者、異議者一樣,也是毛時代的過來人。但鄧小平從毛澤東那裏到手的是權力和權術,而反抗者、異議者從毛澤東那裏繼承的卻是毛式話語方式,乃至毛式思維方式。此乃八十年代改革悲劇深處的喜劇底色。就此而言,七九年的民主牆,大字報也罷,民間刊物也罷,在文字上大都好像是文革語錄戰的某種繼續;細微的區別在於,爭相以引用馬恩原著替代講用毛選心得。然而,即便如此,鄧小平依然從中聽出了不願馴服的弦外之音。當初稱讚民主牆,是鄧小平需要藉此加快推倒華國鋒的步伐。此後反過來鎮壓民主牆的自由言論,則是明確宣告:黨天下不容挑戰。這與鄧小平五七年反右的保衛党天下,完全一致,並且相當連貫。鄧小平不認同毛澤東的家天下,但從來沒有放棄過黨天下的原則。

但鄧小平內心深處恐怕未必相信,黨天下真的可以千秋萬代天長地久。所以他不讓子女從政做接班人,也很認真地思考並身體力行於廢除終身制的努力。他的退休,是有誠意的。他看重的是在世時的權力不受到挑戰,但未必把身後的權力歸屬很當回事。這是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一個微妙而又關鍵的區別所在。

倘若說,毛時代之後的黨天下是由鄧小平主建的,那麼必須補充一下,同時也是由陳雲最終敲定的。鄧小平要的不過是在世時的話事權,但陳雲要的不僅是在世的權力,而且還要身後的權力歸屬於“咱們的孩子”。陳雲不僅專門指派人去中組部落實權力朝向紅二代的歸屬,還毫不掩飾地讓自己的兒子步入接班梯隊,毫不留情地打擊報復善意勸告他不要縱容兒子擅用特權的青年幹部羅征啟。鄧小平雖然專斷,但頭腦倒是並不僵化。相比之下,陳雲好像從浩然小說裏走出來的中國農民似的,集小農的自私、守舊、精明、狡猾於一身。陳雲把整個中國九百六十九萬平方公里土地當作了他家的自留地,一旦權力到手,馬上死死攥住。同樣逼退華國鋒,在鄧小平是嫌華礙事,在陳雲卻是變相的打土豪分田地。陳雲的鳥籠經濟理論在其潛意識裏,乃是為陳家自留地作千秋萬代的保障。正是這樣的政治品性,決定了陳雲成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天敵。由此再反觀陳雲在毛時代的小心翼翼,一副小農嘴臉就齊全了。毛時代的七個常委之中,幾乎每一個都或大或小或重或輕地與毛衝撞過的,惟有陳雲躲得最遠最安全,毫髮無損。面對強橫的老大,躺倒裝死;一旦老大死翹翹,馬上搶班奪權,接著安插親信,絲毫不含糊,下手比鄧小平還要快、准、狠。當初從宮廷政變中得以翻身之際,陳雲裝模作樣地表示,下不為例。但接著馬上聯手鄧小平,將華國鋒逼出政治舞臺。更不用說,後來又夥同鄧小平及一幫政治老人,把胡耀邦攆下總書記的位置;再後來,繼續使用非常手段,以江澤民替換趙紫陽。即便以黨內鬥爭的標準衡量,陳雲手中的權力也都可以說是通過一次次類似於宮廷政變的非常手段得以一步步鞏固和加強的。每一次政變,都以鄧小平失利、陳雲獲益告終。在改革開放的棋盤上,鄧小平一再敗北,陳雲一再獲勝,陳家的政治自留地日益茁壯。所有的罪名,都由鄧小平背了;諸多的好處,則歸陳雲所有。這樣的故事,超出了金庸小說的想像力。金庸只知道毛澤東是個流氓,不知道毛手下的流氓,多著呢。

但也有不耍流氓的,人稱花帥的葉劍英便是其中一個。在十大元帥之中,葉劍英是最有政治頭腦的一個,就連毛澤東都曾說他是“呂端大事不糊塗”。據說毛澤東彌留之際,曾想對他說什麼,最後沒說出口。不知是不是準備把他當作周勃來託付。與陳雲的坐享其成相反,葉劍英冒著巨大的風險主持了那場叫做粉碎四人幫的宮廷政變。有趣的是,事成之後,葉請出鄧小平之際,還特意檢討過自己當時有做華國鋒顧命大臣的封建念想。雖然葉並不想請華馬上下臺,但葉所屬意的總書記人選,倒是與鄧小平不謀而合。胡耀邦先是在葉劍英和華國鋒的安排下重新出山,然後又在葉、鄧的力挺之下,成了名義上的最高政治領袖。在這個過程之中,胡因念舊,不願以非常手段取代總書記,內心並不贊成那樣請走華國鋒。但是,他即便被推向名義上的最高權位,其實並非真正一言九鼎。

同樣的力挺胡耀邦,鄧是實用主義的,葉卻帶有理想主義色彩。鄧看重的是胡耀邦的雷厲風行的能力,葉相信的是胡耀邦大公無私的品格。一旦鄧發現胡耀邦對黨天下的捍衛不夠有力,馬上開始懷疑其能力。相反,葉才不管胡耀邦堅持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認定胡耀邦的總書記位置不可動搖。八三年清汙,鄧開始喪失對胡耀邦的信心,是葉親自從廣州飛到北京,打消了鄧的去胡念頭。雖然葉的兒子們也與陳雲之子一樣現身政壇,但葉並沒有如陳雲那般強烈的黨天下意識。身居帥位的葉劍英,在中共黨內屬於開明知識份子一列,了無陳雲式的小農情結。無論就思想觀念還是個人品質而言,葉劍英與胡耀邦是相通的。正是這樣的相通,使葉劍英始終信任從而堅定支持胡耀邦。葉劍英的逝世,使胡耀邦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亦即是說,失去了一堵不容易推倒的擋風之牆。

胡耀邦的另一位知音人物是習仲勳。雖然與陳雲一樣來自農村,但習仲勳卻沒有陳雲那樣的小農意識。習仲勳有著黃土地一般的樸實,有著黃土高原一般的耿直。就黨內幫派門戶而言,習仲勳與胡耀邦並無交集,彼此的相通全然是肝膽相照的坦蕩。倘若說中共黨內尚有人性未泯者,尚有良心良知的倖存,那麼這二位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證。葉劍英八三年的制止鄧小平去胡,習仲勳八七年的怒斥元老團夥逼宮,遙相映照。只是習在權位上畢竟沒有葉的份量,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胡耀邦被逼出權力中心。

縱觀整個一場八十年代改革悲劇可以發現,歷史是多麼的詭異。若說沒有必然性,卻是一再地重複了幾千年的宮廷政治;若說不是偶然性,整個進程卻取決於處於權力中心的政治人物的各種個性及其仿佛並不經意的一次次選擇。中國的歷史庶幾就是一部野蠻戰勝文明史,從最早的炎黃之戰,到商周之交;從秦政一統天下到宋元明清。那樣的歷史在清末民初是革命取代改良,然後是國共相殘的草莽打敗鄉紳。這部歷史演變到八十年代,則是那具叫做黨天下的僵屍壓死了搖籃中的改革。

至於這段歷史的偶然性在於,假設葉劍英長壽,那麼胡耀邦就不會那麼容易倒臺;假設陳雲早死,那麼保守派就會群龍無首。或者倘若胡耀邦有點政治頭腦,那麼就可能繼鄧之後成為改革開放的中流砥柱;倘若趙紫陽能夠領略一下中國政治普及讀物諸如《三國演義》或者金庸小說之類,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輕信體改所不切實際的宏偉空想,那麼胡趙鄧三駕馬車的局面就可能不會被輕易打破。如此等等。事實上,這段歷史的種種偶然性,最集中地體現在趙紫陽的選擇上。

趙紫陽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意氣風發,手裏捏了一把好牌。作為改革開放兩大功勳的封疆大吏,與萬里雙雙進京出任要職。周恩來當年被始終懸置的總理權柄,此刻實實在在地握入趙紫陽的手心。彼時的京城,恰值當年被反擊右傾翻案風削職的胡耀邦、鄧小平相繼複出執掌中樞,故舊門生,遍佈朝野。五位常委,鄧派占了八成,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再有異心,也是孤掌難鳴。更不用說在政治理念上與鄧、葉、胡、趙投契的一大批黨內開明派人物,諸如習仲勳、張愛萍、李銳、李昌、於光遠等等,紛紛復職,出掌重權。更不用說經由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之後,輿論陣地,盡數收復。朝野互動,裏應外合,同氣相求,鮮花重放,氣象萬千得不行。其時,即便鄧力群都在包產倒戶的突破上堅定地站在胡、鄧立場上。

此時此刻,鄧小平雖然倚重的是胡耀邦,但內心更看重的卻是有著開發沿海城市戰略眼光的趙紫陽。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投契,就好比《紅樓夢》裏賈母與王熙鳳的相輔相成。當然從政治文化上說頗有遜色,草莽畢竟不及貴族精深雍容,說翻臉就翻臉。趙紫陽更是以一個縣委書記的心態,執掌總書記大權,就好比《紅樓夢》裏的王熙鳳像丫環小紅一樣在榮寧兩府當家。

應該說,鄧小平之於趙的器重並非走眼,一如其對胡的倚重也是有原可究。但鄧的器重也罷,倚重也罷,都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稍有不合,就會心生芥蒂。這在胡、趙無疑是伴君如伴虎,在鄧則是用人有疑。專制政治的人際關係,從來都是緊張的,而不是寬鬆的。胡的天真在於,大大咧咧,從來不看鄧的眼色行事。趙的精細在於,始終小心翼翼;一方面尊奉主君,一方面挾鄧自重。

胡耀邦被鄧嫌棄,並不令人意外。讓人遺憾的是趙紫陽不懂得他與胡耀邦之間的唇亡齒寒。這就好比廉頗與藺相如的故事,只能抱成一團,不可彼此生隙。但趙紫陽先是給鄧小平寫信進言,抱怨與胡難相處;然後坐視胡被倒不說,還順手落井下石。不管趙紫陽晚年如何為自己辯解,但他在倒胡生活會上對胡的指責,卻是再辯解也無法自圓其說的。胡耀邦那痛徹心肺的傷心欲絕,與其說是因為薄一波的恩將仇報,不如說是由於趙紫陽的劃清界線。趙紫陽始終沒有明白,即便晚年辯解時都沒有明白,在當時的所有同僚中,心地坦蕩的胡耀邦其實是最能相處的一個同盟者。有什麼問題,完全可以擺上桌面協商,根本沒必要私下抱怨。不要說胡耀邦不難相處,即便是很難相處,趙紫陽也不能把彼此的間隙向鄧小平透露,而應該與胡耀邦堅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倘若鄧有倒胡的念頭,趙紫陽理當明確表示,彼此共進退。若要去胡,趙也走人。假設趙紫陽有那樣的明確,鄧想要倒胡,也得三思而行。

趙紫陽第二大失誤,據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披露,是在去胡之後鄧欲將萬里接替趙的總理位置時,竟然表示異議。須知,萬里是鄧小平在趙紫陽升任總書記後交給趙紫陽的二個輔佐者之一,另一個是楊尚昆。萬里沒能接任總理,又意味著萬里沒能名列常委。又因萬里在常委當中的出局,導致了五人常委的權力失衡。李鵬被乘虛塞入,陳雲的部將姚依林悄然跟進。胡啟立和喬石雖然可以為趙紫陽月臺,但比起萬里份量不足。這樣的權力格局與當年的胡趙鄧葉陳,今非昔比。更不用說還有諸多退而不休的元老,成為凌駕于常委之上的一眾太上皇。說是一個婆婆,但鄧小平最終拍板時,卻依然要邀約太上皇們全體到場。

趙紫陽的第三個失誤便是以為只要拿到鄧的尚方寶劍,就可以高枕無憂,搞定一切。就算胡耀邦太天真,不適合當總書記,那麼接蹱而止的趙紫陽理當不天真了吧。殊不知,在宮廷政治的權鬥中,照樣糊塗。趙紫陽從來沒有想過,在諸多元老當中玩一玩五湖四海。八老之中除了鄧小平,習仲勳是肯定可以爭取的。此外還可以爭取的,是很樂意與對軍隊沒有野心的趙紫陽合作的楊尚昆。楊尚昆想抓軍權,對趙紫陽來說,並非壞事。楊尚昆想在鄧百年之後取代鄧坐到簾子後面,也不妨礙趙紫陽發奮圖強。然後還可能爭取到的是薄一波、甚至鄧穎超的中立或者不唱反調。即便頑固如陳雲、王震,也並非不能搞定,只消找到他們的軟肋即可。只要他們的子女想做官、想經商,就必定有軟肋。這種人際遊戲要是放到杜月笙,可以做得極其到家。中國的宮廷政治,就是玩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籠絡眾人,集中力量孤立對手。《紅樓夢》裏的王熙鳳可不是只哄著賈母一個,諸如王夫人、薛姨媽之類的,全都弄得面面俱到。顯而易見,趙紫陽從來不讀《紅樓夢》。

因為沒有搞定宮廷政治,所以一旦出事,趙紫陽馬上捉襟見肘,手忙腳亂。價格闖關失敗,波及趙紫陽的政治地位。雖然是鄧小平下令所致,但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如何脫得干係?結果,經濟大權旁落,掉落到李鵬、姚依林手裏。此刻的趙紫陽雖然得到鄧的寬慰,又是欲讓出軍委主席,又是許諾讓趙再做兩屆;但趙理當明白,李鵬、姚依林已經羽翼豐滿,咄咄逼人得很了。更不用說那邊廂,老傢伙們虎視耽耽。

值此關鍵時刻,趙紫陽又犯失誤,竟然會公開稱讚《河殤》拍得如何如何之好。趙紫陽的手下提出新權威主義已經在幫倒忙了,更何況這個倒忙通過《河殤》誇大了千百倍。趙紫陽只消稍許有點兒政治頭腦,避嫌都得來不及,哪能公開稱讚呀?!相比之下,王震的警惕是在情理之中的,反倒是趙紫陽的盛讚,令人大跌眼鏡。

不錯,此刻處境越來越孤立的趙紫陽,確實需要大權在握以推進他的改革方略。但那是可做不可說的事情。杜月笙當年在江湖上已然抵達“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境地,都還躬身謙讓不已,不敢以盟主自居。價格闖關後的趙紫陽四面楚歌,竟然力挺新權威主義在《河殤》裏的替他搖旗呐喊。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有違民主政治原則,在實際操作上喊出了根本不能說出的權爭指向。什麼叫做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這就是。

在這麼一種險境之下,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潮,不期而至。進退失據的趙紫陽,居然玩了一招金蟬脫殼:出訪朝鮮。僅就官場運作而言,這一招玩得圓滑漂亮。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趙先是走向鄧,向鄧端出解決學運難題的三條意見,得到鄧的首肯。然後,趙轉身回到常委當中,以鄧的首肯迫使李鵬、姚依林就範。倘若事情到此為止,不算如何失據。緊接著,趙紫陽告訴李鵬,他將出訪朝鮮,由李鵬代理行權。這一下弄得,不要說明眼人,即便李鵬那樣的白癡,都不敢相信。有人當場勸說,是否推遲、或者放棄出訪,趙紫陽一口拒絕。然後走上屋頂,笑吟吟地觀看著廣場上人山人海的請願學生。看完之後,打高爾夫球去了。

倘若說,八九學潮的命運,是由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那番講話一錘定音的,那麼不得不指出,早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就已經由趙紫陽埋下伏筆。趙紫陽以為那樣的脫身,是將一個燙手山竽扔到了李鵬手上。但趙紫陽直到晚年都沒有反省過,那樣的一走了之,是如何的不負責任。倘若趙紫陽不離開,那麼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李鵬去彙報。這本來應當是在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達成的協商,結果變成了李鵬的火上澆油。

須知,鄧小平對學運充滿敵意。那樣的敵意跟他曾在文革中被毛煽動起來的學生打倒過有關,並且還可以追溯到五七年反右那會對向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的仇視。正是那樣的敵意,致使鄧小平咬牙切齒地逼退了胡耀邦。面對鄧小平的敵意,處在總書記位置上的趙紫陽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廢鄧,要麼撫鄧。前者是發動類似粉碎四人幫那樣的宮廷政變,後者是向鄧拍胸脯,保證以和平方式平息學潮。但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趙紫陽竟然會玩金蟬脫殼,把難題、同時也把廣場上所有學生的命運交給李鵬。若將六四血案的歷史錄影帶倒回到四月二十五日之前,世人不難發現,是什麼樣的精明,將學潮悄悄地推向血泊。

有關這個歷史關頭,世人通常有兩個疑問:一個是為什麼鄧小平在價格闖關失敗後,依然信任趙紫陽,照樣寬慰趙紫陽?為什麼在面對八九學潮時,鄧小平會出爾反而地不再信任趙紫陽,以致最終攤牌棄趙?

答案要說複雜很複雜,要說簡單又很簡單。價格闖關失敗給民眾造成的種種困難和怨氣,鄧小平根本不放在心上。想當年,鄧小平參與搞大躍進造成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眨過眼皮沒有?一場文革,生靈塗炭,鄧小平關心的只是自己能否複出,從來沒有為死難者悲傷哀歎。反倒是葉劍英,曾經沉痛地總結過死了多少人。鄧小平的這種鐵石心腸,與毛澤東一脈相承。也正是這樣的冷酷殘忍,致使鄧小平敢拍板開槍。順便說一句,小農陳雲一向坐享其成。沾血之事,陳雲避之惟恐不及。

鄧小平怒氣衝衝的另一個原因當然是,親眼目睹胡耀邦身後的備受民眾愛戴,黨內威望更是盛況空前,幾乎是一面倒地替胡耀邦八七年的被廢黜鳴冤叫屈。據《八九民運史》記載,胡夫人為此在追悼會上拒絕與鄧小平握手。那樣的失落,在毛澤東是因為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上民眾舉悼周恩來所產生的鬱悶。真正是物換星移,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七六年,毛澤東惱怒的結果,是再次罷免鄧小平。十三年後,鄧小平老羞成怒地將怒氣發洩到了學生頭上。你們要鬧事,我有三百萬軍隊。

本來應當是趙紫陽承擔的斡旋,結果變成了鄧小平與廣場上學生的對峙。至此,歷史的偶然性已經變得很小很小了。

從北朝鮮回來後的趙紫陽所面對的,乃是能否抓住那個很小很小的偶然性。但是,大凡世事總是一步走錯,步步出錯。趙紫陽返京後的一系列舉措,總也踩不到點子上。與其說是能力有限,不如說是私心太重。趙紫陽不是想方設法平息學潮,而是不斷地權衡利弊利用學潮。等到他發現學潮根本控制不了時,索性推到鄧小平頭上以求脫身。向戈巴契夫透露鄧的垂簾聽政,即便不是有意識,也是下意識。李鵬把鄧小平推到前面是愚蠢,趙紫陽透露鄧的太上皇地位是精明。弦外之意,一目了然:既然鄧已經定調了,又不肯改調,那麼就讓鄧去跟學生對峙。趙紫陽並非不瞭解鄧小平其人,但他實在是太不想承擔,太不想負責了。

事實上,鄧小平泄怒過後,一面悄悄調動軍隊,一面也在默默觀望。倘若趙紫陽能夠平息,鄧小平也就順水推舟算了。鄧小平既是學潮的死敵,又是一個白貓黑貓的實用論者。不管使用什麼辦法,只要平息學潮就行。天津的李瑞環以跟學生搗漿糊的方式控制了事態,鄧小平不但認了,而且還讚不絕口,在六四過後將李瑞環增補入常。上海的朱鎔基在電視上公開聲稱,有關六四的評說,留給歷史作結論。朱鎔基不僅拒絕軍隊進入上海,而且不願動用武警公安,只是發動工人在夜晚悄悄拆除學生設的路障,藉此平息了上海學潮。鄧小平也認了,六四過後把朱提為副總理。因此,假如趙紫陽也能夠像李、朱二位那樣平息北京學潮的話,鄧小平放出的那些狠話,未必非得落實成坦克機槍。鄧小平再蠻橫,再霸道,卻因為實用主義性格,是個雙面人。再說,鄧小平雖然要動用軍隊,但和平解決顯然是更好的選項,不必付出背駡名罪名的代價。

其實,像朱鎔基那樣懸置爭議話題,在趙紫陽並不難做到。趙紫陽完全可以將四二六社論束之高閣,然後像大禹治水那樣將學潮導向和平結束。然而,私心重重的趙紫陽既沒有李瑞環那樣的圓通,也沒有朱鎔基那樣的淡定,因為圓通也罷淡定也罷,前提都是挺身擔當。趙紫陽翻來複去地一會說同意四二六社論,一會又說要推翻四二六社論,就是不願承擔責任。同意的意思是責任不在我,推翻的意思也是不想負責任。此時此刻的趙紫陽應該後悔當初請走胡耀邦了。八六學潮就因為有個胡耀邦頂在前面,與趙紫陽毫無干係。

趙紫陽晚年最為糾結的是一再解釋兩件事,一件是致信鄧小平以微詞胡耀邦,一件則是五月十六日與戈巴契夫會面時透露了鄧的垂簾聽政。不管如何解釋,趙紫陽都無法回避把鄧推到前臺的事實。鄧小平在學潮面前是喪心病狂的,但冷眼旁觀趙紫陽的首鼠兩端,卻洞若觀火。他看出了趙紫陽既不想為他擋風,也不願負責,更是從趙紫陽與戈爾巴喬的談話中,聽出了明白無誤的推卸。事實上,無論是按照西方的政治遊戲規則,還是按照中國宮廷政治的遊戲規則,趙紫陽的這種做法都毋庸置疑地意味著,準備廢鄧。但趙紫陽卻根本就不具備廢鄧的能力,只是推卸,而已。而且那樣的推卸背後,又不是對權位的看淡,而是看得太重。倘若是看淡權位,那麼趙紫陽一開始就會挺身而出,拼著總書記不當,也要平息學潮。指望趙紫陽拼著一身剮、敢把黨天下拉下馬固然是奢望,但退而求其次,期待趙紫陽與學生直接對話,化解危機,難道也不行麼?須知,鄧小平一面準備鎮壓,一面也在如此期待。

又得回到《河殤》。竟然將趙紫陽作為新主隆重出鏡!致使其時已然權位岌岌可危的趙紫陽,突然產生了君臨天下的幻覺。沒有金剛鑽,就不要攬那該死的瓷器活。當年康有為的大同幻境與光緒帝的有心無力一幕,在八九年如此這般地再度重演。只是八九年的知識精英,一個個爭相康有為,沒有人願意做譚嗣同。更搞笑的是,首先撤離的居然是趙紫陽。

五月十九日天安門廣場,趙紫陽以著名的演講“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告別政治舞臺。讓人感慨的是,既然早晚要親臨廣場,何必當初一再迴避?趙紫陽假如五月十三日出現在廣場上,學生的絕食抗爭可能會有所緩和。更不用說,早在胡耀邦追悼會開完,趙紫陽假如不是上屋頂,而是下廣場,情形又會不一樣。趙紫陽選擇了在鄧小平開槍一觸即發的當口,到廣場上向學生說再見。趙紫陽抽身之後,是鄧小平的軍隊與即將流血的學生之間的直接對峙。這一幕看上去很悲壯,但骨子裏的不負責任,不下於起初的出訪朝鮮。就此而言,趙紫陽是很自覺的,不需要鄧小平對他說閃開,就很悲壯地閃到一旁了。

趙紫陽晚年最耿耿於懷的二件事情裏,並不包含對倒在血泊中的平民和學生有什麼歉疚。趙紫陽在意的是自己的名譽,一如鄧小平說起文革,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得失。難怪有人說,鄧小平之所以重用趙紫陽,是因為在趙紫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從務實角度說,似可成立。

但八九年的趙紫陽,與鄧小平有本質的區別。趙紫陽不管如何不願承擔責任,但畢竟守住了底線,不認同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鄧小平卻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毫不猶豫地成了屠夫。

行文至此,需要強調的是,趙紫陽的過失只是私心太重而已,而鄧小平的開槍,是犯了屠殺平民罪。作為總書記,學潮演變成血案,其責任是沒有妥善平息學潮。趙紫陽是想利用學潮做他自己的文章,但鄧小平卻是極端仇視學潮,從而成了這場血案的直言不諱的罪魁禍首。兩者的區別是本筆整個論說的前提。趙紫陽再怎麼個私心重重,也沒有像鄧小平那樣毫無底線。倘若有人因為趙紫陽的自私而將趙紫陽說成六四血案的責任者,那是顛倒黑白。六四血案的根本成因,在於鄧小平不惜向學生開槍以維護黨天下。趙紫陽拒絕向學生開槍,當然,也不願力挽狂瀾,更不願像後來的葉裏欽那樣一舉打破黨天下。

曾經在《百年風雨》裏為趙紫陽沒有扮演後來葉裏欽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表示過遺憾。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錯過了一個出口,下一個出口不知在哪裡。

政治領袖的舉足輕重,不言而喻。知識精英再折騰,也只是配角而已。至於配合得貼切與否,只能是另當別論了。憑藉文革當中的紅衛兵造反經驗將學潮推向絕食高潮也罷,以一種低智商高熱情的激昂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也罷,都是在所難免的政治荷爾蒙。需要指出的只是,既然做了,就得擔當。人都怕死,但不能只是鼓動他人去死。

八九年北京的知識份子,雖然有坐牢的,但鮮有赴難、沒有流血的;那年有企圖通過學潮獲得臆想中的政治利益的,卻鮮有真正與學生風雨同舟的。這是本筆好幾年前撰寫那篇論說八九年知識份子群體缺席的文章的緣由。

還是那個看法,那年令人動容的,是成千上萬的普通學生;最令人難忘的,是為學生堵軍車、擋子彈的眾多老百姓。後來得知,在蹬著平板車為學生送水送吃的眾多身影裏,尚有著名的電影明星陳強陳佩斯父子。那年是北京這個城市在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刻,讓全世界看到了不畏強暴的良心和良知。血案過後,站立起了一群死難者的母親,被譽為天安門母親。

那年的知識精英,不無搞笑。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是因為害怕被殺頭才逃之夭夭的。六四血案後逃進美國大使館的那對教授夫婦,根本不在通緝名單上。這弄得當局很沒面子,只好追發通緝。美學家高爾泰在夾邊溝九死一生,寫下了囚徒追趕監獄的荒誕。號召爭取民主的精英人物,卻被學生的爭取嚇昏,上演了逃犯追趕通緝的喜劇。那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只好發給達賴喇嘛。

真要說起來,教授當年吃過不少苦,甚至還在地獄般的煤礦裏做過礦奴。理當活得很徹底了,不知還怕什麼。當然,從毛時代煎熬過來的知識精英多多少少都因為苟活而有點心理問題。或者說,不怕死的大都死光了,所以剩下的都不願做烈士。正如知識是可以習得的,怯懦和奴性,也是可以培養的。被開除黨籍,是被迫獨立;一旦直面淋漓的鮮血,照樣怯懦。可見人格的獨立,何其艱難。

思想的自由也同樣不易。趙紫陽的體改所聚集了另一批知識精英,其中的領頭人物,曾因推動包產到戶,有功於農村改革。及至改革推進到城市,尤其是進入政治改革,思想的自由開始褪色,改革話語始終難產。體改所以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為理論框架提出的諸多改革方案,大多流於難以操作的空想。比如:搞活農村,促進城市,全面調整,重點突破,先易後難,由點及面。看上去像是毛澤東在指揮國共內戰一般。這些精英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最後研究出的結果是一個常識: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黨政分開。這句話的真理性就像太陽從東邊出來一樣,沒有人不知道。即便王震都知道關鍵在於要不要去掉黨的領導。

這些精英自視甚高,天之驕子,並且還一個比一個毛澤東。既學毛的指點江山,又學毛的數風流人物。雖然大都不是正式官員,只不過沾了官府的邊,卻一個個官氣十足,神情語氣又帶有毛澤東的腔調。當然,官氣、毛腔其實就是痞氣,流氓氣。曾有人比作小毛澤東。殊不知,毛澤東當年是直接從流氓比賽中勝出的,而此刻的這些精英卻是從做奴才起步,等到奴才做大之後,才能擺流氓譜。這幫牛皮哄哄的精英,忙乎了如許年卻始終沒有教會趙紫陽如何當家,如何掌權。學潮一來,這些指點江山的風流人物全都被潮水沖出歷史舞臺。舞臺上最後剩下的,既不是他們的學識,也不是他們的空想,而是被他們認為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骨鯁。鮑彤,是這麼脫穎而出的。

當年的共事者如此描繪這位趙紫陽團隊的核心人物:缺少大的歷史感,不懂得從政治力量的權衡中作出判斷;雖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又太低估現實政治的風險,有知識份子的熱情,卻缺乏政治家的冷靜。但不管怎麼說,這是他們當中最出色的一位,被攪在政治漩渦裏的知識份子。當然不是政治家。正因如此,鮑彤沒有制止新權威主義的誇張。也因為如此,鮑彤沒能在政治博弈中有所作為。

趙紫陽團隊裏的知識精英書生氣十足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出在奴性太重,流氓氣太濃。所謂新權威主義,就是這種奴性和流氓氣的雙料貨。其中間雜著商鞅的集權霸道,又摻帶了韓非的君本權術。先秦諸子當中,這二位是首開效忠君王風氣的奴才。儘管新權威主義倡言者可能從來沒有認真研讀過商鞅韓非,最多只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有所接觸。其奴性其霸道應該是承繼了毛時代的筆桿子。

這些精英人物是在毛時代的陰影底下指點江山的。他們的問題不是學養不夠,而是奴性難改,始終無法獨立,無法自由思想。他們像商鞅那樣向党進言,像韓非那樣向主公獻計。私底下目空一切,官場裏卻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在學潮面前的尷尬在於,不知該到廣場上與學生站在一起,還是致力於如何平息學潮。那麼些年研究了無數個改革方案,卻始終拿不出如何與學潮學生溝通的良策。在學潮面前像鄧小平那樣耍流氓吧,他們還沒有獲得耍流氓的權位;能夠有機會跟鄧小平的兒子私會私談,都已經感覺很榮耀了。放下身段與學生打交道吧,又怕喪失到手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他們嘴上說的是改革,內心崇拜的卻是權力和權位。及至主公被棄,他們才不得不與當局公開決裂。與鮑彤的骨鯁令人起敬相反,逃到海外那些趙氏舊部的所作所為,直讓人為趙紫陽沒能成為葉裏欽而感到慶倖。後來的一個個悄悄歸順新主,也算是順理成章。

六四過去多年以後,有批評聲音認為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過激,沒有給改革派時間,從而斷送了黨內外的改革力量。本筆不這麼認為。比起五四學生的火燒趙家樓,痛毆民國政府官員,六四學生的和平理性,乃是有目共睹。也正是那樣的理性,始終堅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提出訴求,導致廣場上的學生理性到了把三位潑墨毛像的湖南民眾扭送公安。要是當年北洋政府碰到如此理性的學生,不要說出兵鎮壓,跪下磕頭都來不及。八九學運最令人矚目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程式正義上作了難能可貴的努力。自始至終,都是通過投票表決,選舉學生組織的領袖和骨幹。他們努力踐行著民主政治應有的表決方式,即便坦克開到廣場上之後,面對槍口,依然堅持用表決的方式,決定是否撤離。這是整個一場學潮的最大亮點,與後來美國911被劫客機上的乘客投票表決是否反抗恐怖分子的臨危不亂,異曲同工。這場學生運動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了體改所的改革預設和改革方案;也遠遠超過了其時知識精英的思想水準,以致一些精英懷著各自的心思插手學運時,只知道找一個個學生領袖向學生喊話,全然不知學運是通過表決機制運作的。趙紫陽曾經總結十年改革的基本經驗如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趙紫陽在開拓市場經濟上做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的努力,但在民主政治上卻無能為力;反倒是他搞不定的學生運動,為此作出了示範。趙紫陽意識到利用學潮推動政改,但他不知道學生的民主政治理念已經如此成熟。順便說一句,有人披露過,有外國專家在跟趙紫陽交談過後感歎,趙是一位經濟學家,但不是一個大政治家。此言頗具參考價值。

由此可見,學生運動其實是與趙紫陽的經濟改革互相補充的,而不是互相背反的。只是體改所的那些精英忙著給朝廷出主意如何應付學潮,從來沒有總結過學生運動之於政治改革的推進作用。他們內心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情結,使他們的目光始終盯著權力權位,而不願與學生有什麼溝通。一旦學潮起來,他們最擔心也最害怕的無非是,會把他們的既得利益全部沖走。

至於學潮為何一浪高過一浪,主要原因是對鄧小平敵視學運的反彈;其次是,趙紫陽沒有在第一時間站到學生面前與學生對話。倘若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之後就站到廣場上,向學生表示理解,肯定學生的熱情,由此定調定性在先,那麼既撫慰了學生,又堵住了對學運充滿敵意者們的嘴。這真是的不難做到的呀!

學運的難以苛求在於,學生畢竟是學生,涉世不深,一腔熱血而已。激進冒失在所難免,情緒失控也是常有的現象。只是個別學生領袖持期待開槍流血的動機,讓廣場上的學生堅持不撤;成熟過度。若干年後,又以富豪身份回到當年血流成河的那塊土地,若無其事地與當局做生意,更是流氓得可以。個別女生一會聲嘶力竭扮演英雄,一會兒哭哭啼啼不知所措,尚在情理之中。只是事過境遷,以上帝的名義寬恕六四屠殺的劊子手們;莫名其妙。殺人犯的罪案是由法庭判決的,與上帝無關。

學潮與所有群眾運動一樣,不可能是水晶玻璃般晶瑩純潔的。若說學運本身需要反省,那麼應該是思維方式上過於黑白分明,從而導致一再做出你死我活的選擇。有些學生領袖把學運等同於真理惟一的持有者,那是陷入了毛澤東式的惟我獨尊套路。趙紫陽固然有私心,但閻明複一再懇求、甚至跑到廣場上苦苦哀求學生,停止絕食,給黨內改革派一點時間,卻是肺腑之言。廣場上的學生不該置若罔聞。雖然黨內改革派到底還有沒有時間是個疑問,但和平理性精神之中,理當包括談判磋商,做事留有餘地。相比之下,後來的臺灣太陽花學潮,香港雨傘學潮,就具有那樣的理性精神,從無你死我活的思路,故而能夠進退有據。台港兩地,雖然也是華人華語世界,但畢竟沒有受過毛時代的荼毒,沒有受到毛語毛思維的影響。

縱觀八十年代的這場改革悲劇,癥結在於政治改革與黨天下的衝突。思想解放,市場經濟,接蹱而止的,就是政治改革,或者說政治轉型。體改所的精英們礙于自己的奴才身份,遮遮掩掩地提出的黨政分家,實際上就是要不要把打下的江山交還給人民,要不要把強行剝奪的選票交還到人民手中。這些訴求根本不需要體改所的精英們花費時間精力研究,早在中共的延安時代,就由中共自己明明白白地說過了。毛澤東也罷,鄧小平也罷,難道不知道權力應該來自選票的道理?若說初心,延安共產黨人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學習美國政治制度,難道不算初心?這麼簡單的道理,哪里需要體改所來做帝師提醒當朝者?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是因為他知道這些道理;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更是因為他太知道這些道理了!障礙無非在於,既得利益。

蔣經國不立太子,根絕了家天下;開放黨禁,終結了黨天下。鄧小平也不立太子,卻放縱子女樹立了權力尋租的榜樣,美其名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六四過後,鄧小平經由南巡重提改革。問題是,經由那場血案,還可能改革麼?六四意味著改革的終結。八九年以後的所謂改革,只能走向腐敗。越改革,越腐敗。因為權力有坦克機槍在前面開路,可以任意肆虐。六四前小打小鬧的官倒,六四以後成了權貴之於民脂民膏的公開掠奪。因此,八九年以後,不必再自欺欺人地說什麼改革不改革,倘若真有誠意的話,那麼請啟動政治轉型。拒絕政治轉型,那就免談改革二字。

八十年代的體改所精英,大談普朗克效應。說是等幾十年後,老人死光了,政治就自然轉型了。如今,當年元老集團的諸多老人已經死光了,政治轉型有眉目了麼?什麼硬政府、軟經濟,什麼重新構造權力格局,什麼國家應該實行有效的強制性的國民性教育與改造等等,等等,通通是奴才們得了便宜之後的賣乖而已。如今中國面臨的,只有一條路,政治轉型。其他全都免談。歷史的車輪因為政治轉型而卡在那個血案上,若要車輪重新轉動,惟有啟動政治轉型。

六四後的中國大陸,一方面以高壓維持表面的穩定,從而產生一種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幻覺;一方面那輛叫做專制的破車已經越過了山頂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從山坡上滑落。權貴們表面上都在標榜,誰能保持江山永不變色;骨子裏卻在暗中較勁,誰能扮演歷史偉人。大家全都知道,有個歷史偉人的機會,不聲不響地等在不遠的地方。好比一場豪賭,贏家通吃,輸家身敗名裂。不要以為已經過了二十幾年就可以遺忘,六四血跡,依然未幹。就像二二八是臺灣民主政治的歷史血祭,六四是大陸政治轉型的歷史地標。悲劇的審美,是歷史的前導。塵土歸塵土,英靈是英靈。改革既死,民主當立。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寫於紐約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October 1, 2016
關鍵字: 八十年代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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