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晚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吉祥苑小区，一栋高楼层住宅15楼发生火警，中共官媒轻描淡写说起火原因是延长线走火，造成10死9伤。但许多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指出，是因为社区严格执行清零封控，有住户因门遭反锁无法逃生，各种对付民众的障碍物也使消防车难以进入救援，才发生这场悲剧，而且实际死伤人数远超过官方所公布的，死者还包括数名幼童。社群平台上开始流传相关影片，掀起中国网民的愤怒，因为有许多人感同身受。过往的死伤事件多为个人被延误就医致死，或因长期封控忧郁症发作而跳楼等，但是一向草菅人命的中共当局不会为此而感到有改革的必要，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如何控制民众，维护统治的稳定性。

中共一向指责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制造维汉冲突。 2009年7月5日更发生维族与汉族大厮杀的乌鲁木齐事件，更成为中共大肆镇压的借口，乃至建造集中营对上百万维吾尔人进行“再教育”。现在这个火警，死伤者可能是维吾尔人，也可能是汉人。乌鲁木齐市已经封控超过一百天，受害的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所以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中共当局，乌鲁木齐市民不分维汉，包围政府部门表达抗议。维汉等各民族应该借此契机实现大团结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

而实际上，不论乌鲁木齐大火受害者是什么民族，上海人已经在26日聚集到乌鲁木齐路声援乌鲁木齐市的抗议事件，东西乌鲁木齐心连心，27日还继续。事件还很快延烧到50多所高校，掀起“白纸革命”。这场革命已经喊出“习近平下台”与“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论其规模有多大，至少其层次已经超越六四运动。 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还停留在“反官倒”层次，到六四最高层次要求政治改革，游行队伍也还有“小平，你好”。然而现在反清零的运动已经直接诉求自由、民主与中共下台了。

我在上海居住工作16年，对乌鲁木齐路有特别的感情。 1955年我从印尼回国时，遵循党的教育力求“脱胎换骨”的改造，力求别人看不出我的侨生身份。然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我看穿了中共而力求离开中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前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开放”允许国人出国，然而当时唯有侨生身份才能申请出国，因此我常与其他侨生接触了解情况。当时一位在侨界非常活跃的朋友就住在乌鲁木齐路的洋房里，哪里成为我们许多侨生的“联络站”，交换各种有关侨务政策以及香港与国外的情况讯息，我则主要向他们告知中共高层的小道消息，因为这是我的关注点。那里是独立屋，也避免受里弄干部与小脚侦缉队的骚扰。我经过反覆“思想斗争”于1974年决定出国而与这些朋友在1975年过年时聚餐干杯，百感交集，我哭了，回家时竟然有微醺的感觉而步履踉跄，这算是我的第一次。

乌鲁木齐路、衡山路口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际礼拜堂，建于2004年。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冲进该教堂牧师李储文家里，竟然搜到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文件。李储文抗战初期在沪江大学入党，被周恩来派到大西南，接触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与大后方美国援华人员，对他们进行统战，宣传，后来还派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再调他回国到这个教堂，然后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的精神侵略。这个教堂的牧师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范宇因此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另一位死在狱中。此后，李储文接任主任牧师。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红卫兵揭穿后引发哗然，很快流传全市，他无法在宗教界混下去，遂出任上海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主任。 1983年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调他到香港担任副社长，借重他的外语与地下工作经验，但是他一来身份就被媒体曝光，很难再施展统战功夫。六四后他也回到上海，担任许多其他职务，2018年以百岁过世。

上海人不如北京人热衷政治，讲究吃穿的生活享受，也以“门槛精”闻名，然而不久前襄阳北路的游行与最近乌鲁木齐路的抗议活动而与警察对峙，表明“官逼民反”到了什么程度。然而以中共的暴力统治，中共不会轻易让步而会使用各种诡诈手段到最后的逮捕或枪杀，所以世界各国应该密切关注给予中国民众必要的声援，尤其迷信与中共对话可以解决问题而让他们赚钱的西方国家，更应该看到他们的对话会不会改变中共的野蛮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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