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四上北京

    大學畢業離開北京後，這是第四次去北京了。無事不登三寶殿，每次去
自然都有目的。

    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秋天。文革剛開始，「革命大串連」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北京。當時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去那裏取革命經，還受紅魔鬼的
檢閱。當時尚有一分革命激情，所以仍服從分配住在北郊的沙河農村，每天
早上還起來做好人好事，挑水給食堂。書生氣十足，被陰謀家愚弄還不知道
。

    第二次是一九七二年秋天。當時局勢稍穩，已有些「覺悟」。雖然海外
的家庭已要我出國，但林彪剛下台，中美關係開始解凍，所以還有幻想，希
望局勢會「一天一天好起來」。但那時開始「私」字當頭，由於住房問題在
大革命中無法解決，因海外家庭缺乏「政治影響」而分不到房子，老母遂親
自趕回，和她一起上京走後門，找當年她的同學，那時是司長級幹部，丈夫
還是外交部副部長。可是那位副部長因為仍靠邊站，此夫人連老同學的電話
也不敢聽。後門失效，失望而歸。

    第三次是一九七四年春天。陪一位準備移民美國的親戚到北京催辦手續
。此時自己對出國的心情也日益強烈，因此也帶有和北京告別的心情。當火
車北上路過山東省，在一空曠地方突然停車，等了若干時候，以後每隔二十
分鐘就有一部列車開過。三部開完以後，我們才得以繼續行程。以後聽鐵路
局的朋友告知，那是毛主席的專列，老毛趕回北京見金日成。老毛到底坐在
哪一部上，大概除了汪東興和張玉鳳，沒有人知道了。所以林彪要炸火車炸
不下去，這也是原因之一吧。不過從這一事也親自體會到「最高」的威勢，
心理上對這種「肅靜」、「迴避」式的做法已經感到厭惡。         

    十三年後，今年秋天隨波士上北京。從資本主義的金融中心到社會主義
的政治中心，固然存看制度的代溝，但又夾雜看舊日的情懷。
[北京雜記．之一]
《信報》  凌鋒：人在香港專欄  198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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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見面話「反右」

    在北京幾天，由於集體行動多，因此除了請假見了兩個同學以外，連母
校也沒有去，實在是很大的遺憾。

    不過，在一次去頤和園的路上，倒是走過人民大學的後門，看到了它的
招牌。在校期間，「走後門」的次數屈指可數，所以也不記得後門那條街的
街名，只記得環境偏僻，路面狹窄，是沙子路，如今則已開闊拓寬，鋪上柏
油，可容幾部車同時飛馳。現在要走後門，確比以前方便多了。

    到了頤和園，坐上昆明湖上的畫舫，悠然記得畢業的最後一年的中秋之
夜，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特地來此租了一隻小艇，泛舟湖上。如今那時的幾
個人，早已各奔東西了。而又自然是「浪子」成分的我跑得最遠。

    那幾年的讀書生活，雖然在政治運動中度過，但到底年紀還輕，所以仍
有一些要好的同學。雖然多年沒有聯繫，但腦海裏又豈能忘懷？

    闊別十幾年的老同學見面，談的竟然就是當年的反右。被「幫助」過的
同學自然認為當時的班黨支部是「左」，但據知情人士說來，當年還被一些
校領導視為「右」，因此還派員來加強領導。還好自己當年沒有墮入「右派
」的深淵，感謝上帝，算是自己的幸運，那些受到深重磨雞的右派，他們的
不幸，國家和民族的不幸，才是主要的。
                       
    對過去整人的同學，沒有深責的必要。在那種年代，不知有多少人作為
「黨的馴服工具」充當打手和棍子，那是時代的產物。但是如今還搞反右，
例如還有人責吳祖光五十年代反黨，現在又反黨，對這種打手自不應原諒。
歷史有一天是會清算他們的。至於某些當年右派，「改正」後為了表示那是
一場「美麗的誤會」，現在充當左棍，以邀功來踐踏自己的同類，如姚雪垠
者，則是更不齒於人了。             
[北京雜記．之二]

《信報》  凌鋒：人在香港專欄  198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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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同齡人  

    在北京，所接觸到的人有老中青，不過都偏重於知識分子階層。一般說
，年紀大一些的，還是比較慎重，但亦不乏敢想敢言者。說明年紀大不絕對
是保守，關鍵恐怕在於如果握有權力，往往就被權力新腐蝕。可見政治體制
改革的重要。較年輕的一代，傳統觀念較少，對外界新事物接受很快，因此
也相當開放。但對我來講，更關心「時代同齡人」，也就是六十年代文革前
大學畢業的那一批人。

    「科學與生活」今年第三期有一篇談到中年人觀念更新的問題。有一段
話是這樣說的：「『先生說我們是沒出殼的雞，後生說我們是醃過的蛋……
』我國當代中年人的心理狀態--在觀念更新的歷史浪潮的衝擊下，心理上承
受著巨大的壓力。」

    文章分析這些「困惑」有兩個原因。一、和青年人相比，由於較多接受
了傳統文化的影響，頭腦中形成了一個較穩定的認知結構；和老年人相比，
他們對新事物、新觀念較為敏感、寬容。而這兩種觀念的對比，會造成心靈
上的衝突。二、帶有傳統色彩的道德及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已「內化」為
他們人格的一部分，因此接受新的事物，也會造成「良心」的譴責。

    在北京見到一個文革前畢業的朋友，如今工資才九十多元，而比他年輕
的司機月入高近一倍，在「向錢看」之後難免有不平之心。但是有一次和他
去長城飯店欣賞菲律賓歌手的演出（他第一次光臨這種場合），他對台上演
唱的女歌星在社會上的「地位」提出質疑，在他們以往的教育中，這些人概
屬「不正經」之輩。

    雖說中國開放了這麼多年，由於各人所經歷和接觸到的情況不同，受傳
統觀念的影響也各有不同。在接觸這些新事物的時候，某種程度上，也是需
要「脫胎換骨」吧？
[北京雜記．之三]

《信報》  凌鋒：人在香港專欄  198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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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第二種忠誠

    在北京接觸了幾個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還不乏有「第二種忠
誠」思想者，但他們的表現形式和劉賓雁稍有不同。

    前文所提及的那位朋友，對工作極度熱誠，也很負責，絕無拖拖拉拉的
官僚主義，對人也相當誠懇。如果以往如此，並不奇怪，但在經歷整個民族
的大風大浪以後仍是如此，就難得了。當然，人「純」了就難免會有些框框
難以突破。

    還認識北京市體改委的一個女同志，是六○年清華大學畢業的。她多年
來致力於國防方面的先進科技的研究，並且也有些成就，常常獲獎。但是她
不久前卻主動改行，去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了。據她說，將研究出來的先進科
技，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在當前的這個體制下，困難重重，所以她覺得有
必要「改行」，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

    這幾年，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學習自然科學出身的學者，紛紛轉行到社
會科學方面，例如研究控制論，研究系統工程，以便以新的思想和方法，突
破中國前進道路上的阻力。這種「科學救國論」者，比以前是高了一個層次
。以往的科學救國只是停留在以先進科技救中國，現在則發展為要創造先進
的思想、先進的體制，才能使先進的科學技術有用武之地。如果沒有一個為
國為民之心，他們又何必「臨老學吹打」？

    八月中旬，中國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在北京的一次講話中說，決策的民
主化和科學化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中國，進行科學決策
的最大障礙是舊體制和舊觀念。

    連錢學森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體制和觀念。說明舊體制、舊觀念對生
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

    劉賓雁振聾發聵的大聲疾呼，這些朋友默默的耕耘，希望他們的第二種
忠誠，能夠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小小的貢獻。
[北京雜記．之四]

《信報》  凌鋒：人在香港專欄  198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