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回憶錄”之二

五十年前今天  離開印尼回國          林保華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我搭乘渣華輪船公司的“芝萬宜”號輪船離開印
尼回中國。至今整整五十個年頭。雖然好多具體細節已經淡忘﹐但是基本輪廓
還記得清楚。到底﹐這是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特別是後來發現走錯了路以
後。

    由於從小在“進步學校”受到的愛國教育﹐加上中共地下黨宣傳工作的影
響﹐我在讀初中時候就已經決定高中畢業後一定回國升學﹐為人類美好的共產
主義理想獻身。而且因為對文史課程的熱愛﹐嚮往“國粹”﹐對外語課敵視﹐
對數理化課敷衍﹐閱讀大量文史書籍﹐成績很好。畢業成績英文﹑印尼文不及
格﹐數理化在六十到八十分之間﹐文史地理八十分以上。

    一踏入一九五五年﹐高中三的下學期﹐我們就開始做回國的具體準備工作
了。

    第一﹐辦回國手續。從街道辦證明開始﹐再由旅行社代辦其他手續。與政
府機構打交道﹐中間都需要“咖啡錢”。還好除了街道證明﹐其他由旅行社代
勞。手續中﹐最重要的是到移民局打十個手指印﹐保證永遠不再回到印尼。雖
然當時印尼政府與中國關係良好﹐但是卻害怕我們在接受正宗共產教育後回到
印尼從事革命活動。但是我們的愛國熱情﹐抱著“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情
﹐對這個苛刻條件沒有任何猶疑﹐都打上了手印。

    第二﹐準備參加高校統一考試。當時我是就讀中學巴城中學(簡稱巴中﹐
戰後建校時印尼仍在荷蘭統治下﹐首都名叫巴達維亞﹐獨立後才改名雅加達)
的回國同學會副秘書長﹐為同學準備報考學校資料作為報考填寫志願時參考﹐
以及考試的複習大綱等等﹐有的油印發給同學。

    第三﹐準備行囊。因為不同的家庭經濟條件﹐豐儉自然不同。有幾大件是
必備的﹐如自行車﹑照相機﹑手錶等﹐這些“高級奢侈品”優待華僑每人一件
可以免稅﹐再窮都要準備﹐除自用外﹐一旦經濟出現困難﹐還可以出售以維持
生計。因為稅額很高﹐有些僑生出售給個人時偷稅漏稅﹐被發覺要受懲罰。還
因為國內使用布票﹑糧票等﹐其他日用品也供應緊張﹐或者質量不好﹐所以帶
了不少衣服鞋襪﹑食品肥皂等等。我記得﹐光是香皂和洗衣肥皂﹐就帶了好幾
十塊。有些我自己不想要﹐但是父母親就怕我們受苦﹐所以只要可以帶﹐而中
國海關優待免徵稅的﹐都盡量給我們帶。我回國時﹐連自行車在內﹐共十大件
行李。有的同學還帶縫紉機。可以說﹐這些東西可以用到結婚時作“陪嫁”。

    當時印尼還是外匯管制﹐要通過黑市將印尼盾換港元﹐似乎是七盾兌換一
元﹐再由港元換人民幣。記得當時四點二七港元換一元人民幣﹐這是官價。在
中國買東西﹐每次都要心算合印尼盾多少錢﹐結果在中國簡直不敢花錢﹐因為
甚麼東西都比印尼貴很多。

    我們回國的路線是從印尼的一些港口出發﹐首都雅加達是最主要的港口﹐
坐船到香港﹐登岸後坐火車﹐到達羅湖海關下車﹐經過深圳河上的鐵橋徒步進
入中國。五○年代初﹐我到雅加達的丹絨不碌碼頭歡送老師﹑同學回國時﹐航
行印尼到香港的客輪是渣華輪船公司的“芝渣連加”號﹐到一九五五年時﹐大
概回國人數大增﹐有兩艘客輪了﹐一艘是“芝利華”﹐一艘是“芝萬宜”。分
別是八千到一萬噸的“巨輪”。六月五號開船的是前者﹐我們十九號開船的是
後者。十幾年前﹐渣華輪船公司在香港開股東會﹐我代一位報社記者去﹐我特
意問這幾艘輪船還在不在﹐那個經理回答說﹐現在新加坡﹐改為貨輪了。也的
確﹐當時印尼到香港的飛機﹐票價非常貴﹐沒有幾個人坐得起﹐主要靠客輪。
現在誰願意坐客輪﹖除非是豪華的郵輪。

    當時客輪有頭等艙﹑二等艙和統艙。我們學生都坐統艙。一來二等艙貴很
多﹐二來大家坐統艙﹐如果你坐二等艙﹐等於“脫離群眾”的資產階級思想。
但是也有有錢的家長護送子女回國﹐自己坐二等﹐子女在統艙﹐但可以上去洗
澡﹑吃東西等等﹐免得受苦。所謂統艙﹐就是一大片空蕩蕩的船艙﹐每個人一
張自己帶來的蓆子﹐席地而睡﹐隨身行李放在身邊。證件與貴重財物﹐睡覺時
就壓在枕頭下面。

    我們上船時﹐場面令人難忘。記得那次在雅加達上船的回國僑生有七八百
名﹐一個人走﹐差不多全家人歡送﹐因為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相見﹐送行的
還有同學老師親戚朋友﹐起碼有幾千人﹐所以碼頭擠得人山人海。

    我不記得老爸老媽(其實那時才四十幾﹐比我現在年輕多了)怎麼可以“
特殊化”上到船上給我送行。老爸在船上正好遇上一個多月前採訪亞非會議時
的“大公報”特約記者(好像名字叫周昌明)﹐給我們三個人在甲板上拍了一
張照。文化大革命時﹐工廠裡的對立派給我貼一張大字報﹐揭發我在回國的船
上向美國記者發表不可告人的演說﹐有特務嫌疑。廠革委會把我請到“毛澤東
思想學習斑”交代問題。我把我在船上遇到的“陌生人”都交代了﹐他們也沒
有再追查。後來我向本派“戰友”打聽﹐才知道指的就是這個人﹐因為大串連
時有一個當年同我一起回國的同學﹐我至今還不知道是哪一個﹐到上海串連時
被安排住宿在我所在的工廠裡﹐看到大字報上有我的名字﹐便向接待員隨便談
到我﹐後來工廠分裂為兩派﹐那家“愛國報紙”的記者便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記
者了。還好我的“群眾關係”比較好﹐否則沒有那樣輕鬆過關。一些同事就私
下就對我說﹕“對啊﹐你們在國外過得好好的﹐為甚麼要回來吃苦﹖怎麼能不
懷疑你們﹖”從這裡我也可以想到在僑生中會有多少冤案。

    當輪船鳴起汽笛時﹐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船上﹑船下一片口號聲﹑歌聲
還有哭叫聲。想想今後沒有人可以保證是否能與家人再相見﹐想到父母的養育
之恩﹐說走就走﹐再堅強﹑再愛國﹐只要還有人性﹐也都會眼濕濕。我們當時
最想唱的歌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踏
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家。

    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再見吧,媽媽!別難過,
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再見了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
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歌詞已經記不全﹐我在寫這一段時﹐在古狗找到這歌詞﹐居然還反覆播
出這首歌﹐回想當時的激情與五十年的歲月﹐眼睛又濕了。)

    輪船兩天開到新加坡。我的一個舅公(老爸的舅父)在那裡做警察局長﹐
託他買了一個意大利的手風琴帶到船上給我。可笑的是﹐當時我“進步”到認
為新加坡是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警察局長當然是壓迫老百姓的﹐所以他上來看
我時﹐我還充滿警覺﹐注意他會不會對我散佈“反動”言論。果然﹐聊了一會
家常﹐他關心的問我到中國去讀大學會讀甚麼系科﹐我對他說讀文科﹐他不以
為然說﹐應該讀醫或數理化﹐不論誰掌權都有用。果然﹐他散佈“反動言論”
了。到達廣州填寫“自轉”與家庭成員﹑社會關係時﹐我就寫上這個“反動”
的舅公。文革期間那單“美國記者”事件﹐我也把這個舅公的事再次交代。七
○年代中期我到香港後﹐舅公已經去世﹐沒有再能見到他﹐只見到舅婆。

    同樣反對我報考文科的﹐還有上海親戚家的高知朋友。我認為他們“思想
落後”﹐但是沒有“檢舉”﹐這是我做人的分寸。

    輪船離開新加坡後﹐不久就進入南中國海。在印尼看過一本叫做“七洲洋
上”的小說﹐知道這個海域俗稱“七洲洋”﹐風浪很大﹐珊瑚礁多﹐從廣東﹑
福建飄洋過海到東南亞的華人﹐都要經過這個地區﹐在沒有“萬噸巨輪”的時
代﹐有些我們的先驅者就在這裡葬身魚腹。果然﹐那幾天船身搖晃得很厲害﹐
在廁所坐在馬桶上﹐要扶住牆上的把手﹐否則可能從馬桶上被“彈”出來。不
少同學嘔吐﹐吃不下飯。幸好我不暈船﹐因此還能做點事情。

    六月底(大概是二十九日)的一個早上﹐我們到達香港。輪船停泊在香港
島和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當中﹐然後乘駁船到九龍半島。當時一心嚮往
祖國﹐對香港興趣不大﹐只在船上往港島方向拍了幾張照片做紀念。一上岸就
是尖沙嘴的火車站﹐旁邊已經有警察等候﹐我們排著隊﹐在警察的“押送”下
上了火車﹐開到了羅湖。下火車後﹐經過那著名的羅湖橋﹐進入中國境內的深
圳。

    許多人描寫過羅湖橋看到五星紅旗時如何如何的激動。我也因為到了祖國
而激動。但是並沒有像香港回歸時﹐香港一些政府官員所說﹐看到升旗時激動
到血壓升高那樣誇張。

    我們那樣多東西﹐過海關自然比較麻煩﹐要開箱檢查﹐防止貴重物品偷稅
漏稅。大概只有我這個傻瓜還帶了“毛澤東選集”與“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回
國。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海關關員還翻看我的“馬恩文選”﹐當時我還以為他好
奇而已﹐以後經過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回憶起來才恍然大悟﹐他們應該懷疑
我為何會帶這種書籍﹐是不是書裡夾帶甚麼或有甚麼機關﹖

    在深圳﹐我們住進華僑服務社。回國觀光的華僑都住進這裡。在當時的條
件下﹐已經是那裡最高級的旅社了。記得很清楚的是﹐站在二樓的陽臺看下面
﹐覺得地面搖搖晃晃﹐原來多日的海上生活﹐到了陸地還覺得在海上。

    在深圳住了兩天﹐我們就坐火車往廣州出發﹐準備參加七月十五日的全國高
等學校統一考試。

(“動向”雜誌 2005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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