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遊行今昔談                林保華

    中共建政五十年,北京無視五十年來倒行逆施的歷史和現實,一方面製
造“鶯歌燕舞”的局面使人忘記中共的黑暗殘暴,另一方面又大顯軍威警告
國內外反共“敵對勢力”不要亂說亂動。
    對浮淺而只看表面現象的人來說,看到這些場面,會表示“驚嘆”。一
嘆中共強大的軍事力量,二嘆群眾場面的美麗壯觀,三嘆中共的組織能力,
四嘆自己如何“幸福”能見到這個場面。對香港的“忽然愛國”人士來說,
更是如此。就算沒有什麼感覺,也得形容自己如何血壓升高手冰涼。
    中共建政初期的前十年,就是每年都在天安門組織兩次遊行,一是五一
勞動節,一是十一國慶日,不同的是十一有閱兵,五一沒有。當時中共同西方國家敵對,傾力統戰東南亞國家的華僑,特別是印尼的華僑,組織他們的代表人物回國觀光,在觀禮臺上觀看遊行。他們見到這種場面,莫不認為祖國繁榮富強,個個成為愛國者,回僑居地大加宣傳,使華人社區左風瀰漫,華僑學生遂紛紛回國,獻身社會主義建設。結果如何現在當然知道了,好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歧視,到七十年代初期,才打開國門允許他們回流,實際上回僑居地很不容易,遂大批留在香港,十幾二十年的光陰,已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青春一去不復返。
    當年我回北京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後,由於人大是培養幹部的半黨校性質
,被認為政治上可靠,因此每年節日的遊行,不是一般的混在遊行隊伍裡被
“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而是站在更重要的崗位上。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擔任近天安門的東、西長安街和廣場上的“標兵”,那是因為遊行隊伍分十路大軍行動時,為免平行的隊伍在瞻仰城樓上的領導人時顧不到腳下而使隊列混在一起,因此在各路遊行隊伍之間的分隔線上每十公尺站一個人。
    另一種任務是站在天安門廣場的正面有組織的人群裡,最前面是軍樂隊
,然後是拿著鮮花的少先隊,我們站在少先隊員的後面,慶祝會開始時我們也拿著紙花球舉在頭上組成彩色圖案供領導人觀賞,在遊行隊伍過完少先隊員們湧向城樓下的金水橋前向毛偉大揮動鮮花歡呼時,我們是他們的後方防線。避免其他群眾也從後面湧來時擠壞那些小朋友。
    五九年的十一,因為正好是八二三炮打金門之後,宣傳“美帝國主義和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用“全民皆兵”就可打倒美帝,所以那次還抽調我們參加“首都民兵師”,以背著槍正步走接受檢閱。當然槍是空槍,沒有子彈。那些年的閱兵,最先進的武器是蘇製“卡秋莎”,在我門看來了不起
,何況那時毛偉大說已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然而也只能騙騙我們這些門外漢,嚇不倒美帝蘇修。
    在遊行前的一個月要操練,在最後一個星期六的夜晚去天安門前彩排。
遊行當天都是一早走去,散場後走回,學校在郊區,路程當然長。遊行一次
加上排練自然很辛苦,好在年紀輕,加上這是“光榮任務”,是“組織信任
”,被視為“積極分子”,也就樂此不疲,反而不給參加才說明有問題。例如五七年整風反右我犯了“錯誤”,那年國慶我只能在普通群眾隊伍裡遊行,自尊心大受打擊,因為組織不重用,成“落後分子”。
    十一晚上天安門廣場上的“狂歡”,觀賞煙火和跳集體舞,起初去了幾
次,以後也覺得不過如此,加上白天遊行很疲勞,因此晚上懶得動了。
    現在回頭看這些事,當時只是扮演一個“小螺絲釘”的角色,當然這是
沒人性的角色,甚至是為這個專制政權為虎作倀。
    但當年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中共領導人,到底還是開國元老,有他們的
威勢在內,也有一定的威望。哪裡像現在,江澤民的閱兵,毫無氣勢,就像拉了一個販夫走卒站到車上充“咖喱啡”(臨時演員)一樣。再看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等在臺上的表情都非常怪誕,沒有表情且不說,臉上更像塗了油彩似的。這哪裡有“普天同慶”的氣氛,倒似隨時防人暗殺而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至於“先進武器”,強中還有強中手,這一些豈能嚇倒臺灣和美國﹖花了這樣多人力、財力、物力而達不到應有的效果,也真作孽啊。
    這個世紀末的閱兵看來也是中共最後一次的閱兵。為什麼是最後的一次
,只能是從氣數來看,天機不可泄漏也。

《爭鳴》月刊
1999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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