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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將軍是否“紅色代理人”            林保華
2007.7.1

    由張戎及其夫婿喬.哈利戴歷經十二載著作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
事”中文版的出版一波三折﹐本來是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但是涉及胡宗
南是否“紅色代理人”問題﹐胡的後人﹐台灣駐星加坡代表胡為真表示異議
﹐因為要求太高﹐協商不成﹐遠流害怕引發訴訟而毀約﹐以後改由香港“開
放”雜誌出版﹐但發行過程也不太順利﹐到最近解決。

    本來﹐作為學術著作﹐有不同意見不妨展開爭論﹐然而如果涉及家族的
“光宗耀祖”問題﹐就不能以常理來處理了。不幸﹐雖然胡宗南早已作古﹐
但是他的後人十分重視他的名節﹔再加上有意識形態捲入﹐連所謂“黃埔”
軍人也被扯進來﹐問題就複雜化了。

    以前台灣也有一個有趣的案子﹐就是三十年前有位作家發表文章說,唐
代文豪韓愈為人風流,在潮州沾染花柳病,誤信方士服用硫磺,中毒而死。
結果韓愈的第三十九代孫跑出來起訴此人“誹謗死人”,被告以“無中生有
”被判罰金三百元。判決在當時台灣學術界引起震撼,被形容為“文字獄”
。然而這次胡宗南是否紅色代理人事件﹐沒有引起台灣學術界的關注﹐顯然
因為涉及共產黨﹐以導致有些人對言論的自我審查。

    胡宗南是否紅色代理人﹐在“毛澤東”一書五十八章中﹐僅僅是第二十
九章“蔣介石失去大陸”的開始部分涉及。這一章說﹕

    一九四七年初,當蔣介石攻不動北滿根據地時,他知道事情糟了。蔣需
要戰場上的勝利,來鼓舞士氣,給人們以希望。他想出了攻佔中共大本營延
安這個主意,蔣把這個重任交給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將軍。蔣介石曾把二
兒子緯國託付給胡,緯國結婚時蔣不在場,『父親』一角由胡擔任。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蔣介石電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報。三月
十八到十九日,胡佔領了延安。國民黨大吹大擂稱這是偉大勝利,其實毛已
把延安疏散一空。“在此後的一系列戰鬥中,戰事的發展和胡將軍的行為令
人十分費解。毛也一反常態。”

    然而令作者更難理解的是﹐胡宗南攻佔延安後﹐在接下來的青化砭﹑羊
馬河﹑蟠龍三個戰役中都中伏。而當胡的將領報告有共軍埋伏時﹐身在西安
的胡宗南不但不聽﹐反而斥責部下“貪生怕死﹐畏縮不前”。屬下軍長劉戡
的部隊快要捕捉到共軍主力﹐胡宗南卻下死命令調走劉戡的部隊去包圍保安
一座空城﹐當劉戡發現自己的部隊走進共軍“口袋”﹐要求先打共軍的伏兵
時﹐又被胡宗南拒絕﹐結果劉戡果然被伏擊﹐自殺殉國。從此﹐國共軍事形
勢發生根本轉折﹐國軍開始節節敗退。

    因此作者說﹕“從毛澤東的各種表現,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為,經過多
年研究,我們得出結論:胡宗南有可能是紅色代理人。”作者進一步在註解
中說﹕“人們常常提到胡宗南身邊的中共情報人員熊向暉。但熊不過是胡的
機要秘書,不可能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下一系列具體命令,指揮軍隊調動
。更何況熊本人在胡軍進入延安兩個月後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離開
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戰場上的具體命令,也不是遠在南京的其他紅色代理人
能夠下達的。”

    在這裡﹐作者僅僅是懷疑“胡宗南有可能是紅色代理人”﹐既不是肯定
﹐有何官司可打﹖就算胡宗南自己不是﹐但是長期任用匪諜作為機要秘書﹐
甚至還有其他共諜潛伏﹐指揮作戰又接連打敗仗﹐他至少也有“瀆職”罪。

    在這裡﹐人們當然對熊向暉這個角色非常好奇﹐他與胡宗南又是甚麼關
係﹖中共建政後﹐熊向暉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國安部前身)副部長及
統戰部副部長﹐一九八七年還出任中國國際信託公司副董事長﹑黨組書記(
可見這類涉外金融機構也是中國準間諜機構)。一九九一年一月﹐他在“人
民日報”海外版連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長文(以下簡稱“地下”)﹐
敘述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如何打入胡宗南軍隊的經過﹐然後從胡宗南
的副官做到機要秘書﹐台灣的“傳記文學”予以轉載。

    還需要指出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間諜的“後三傑”是熊向暉﹑申健﹑
陳忠經﹐都是胡宗南的部下﹐中共建政後申健擔任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中共對外情報機構)副部長﹐陳忠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因為與中
共失聯而沒有在中共建政後恢復組織關係﹐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的中
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原來也是中共地下黨員﹐擔任過東北保安長官司令
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當年我在人大參與鳴放反右時﹐看到過學校貼出他的“
歷史反革命”罪狀而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佈告﹐說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胡
宗南西安綏靖公署的上校(好像是參謀)﹐後來出任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新
聞處少將處長。因此葛佩琦後來被平反時﹐說當時他是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
﹐使我非常吃驚。

    熊向暉甚麼時候脫身呢﹖這又要歸功於胡宗南。抗戰勝利﹐一九四五年
九月下旬胡宗南到河南向日軍受降﹐回西安後蔣介石晉升他為上將﹐他高興
之餘﹐保薦熊向暉到美國留學﹐巧合的是陳忠經與申健也同被保薦。因為種
種原因﹐熊向暉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才離開西安到南京﹐再從上海去美國。因
此他參與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戰役﹐並且傳送有關情報。

    熊向暉在“地下”一文中說﹐他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看到“紐約時報”
報導國民黨在北平﹑西安破獲中共地下電台﹐抓了不少人。不久﹐他的未婚
妻從西安來信說﹐西安中共電台負責人﹐也是以開書店名義負責傳送熊向暉
情報的王石堅被捕﹐熊與未婚妻在西安的住所也被搜查。但是熊向暉的未婚
妻並沒有被捕。為甚麼呢﹖

    若干年後﹐周恩來對熊向暉說﹐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蔣
介石不會馬上知道。而戴笠﹑鄭介民﹑毛人鳳(都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同胡
宗南關係很深﹐因此他們通報胡宗南後﹐胡會壓住這個事件不讓聲張﹑不讓
上報。國民黨另一個被中共俘虜的特務頭子沈醉在回憶錄中也證實毛人鳳壓
住了這個案子。於是熊向暉毫髮無損的迎接“解放”。胡宗南如此包庇匪諜
﹐對黨國不忠﹐對蔣不忠﹐即使不是有意充當紅色代理人﹐客觀上也是。

    “地下”一文出來後﹐熊向暉自然成為中共信徒眼中的“英雄”﹐但是
他也是成功的“反面教員”﹐特別是告誡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不能忽視
中共的諜報工作。中共建政後﹐一些“民主黨派”與宗教頭頭還隱瞞自己的
共產黨身分﹐充當“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匪諜。去年十月去世的前中國
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也是中共地下黨員。連出任國家副主席都要隱瞞黨員身
分來欺騙自己的老百姓﹐說明這是與人民為敵的執政黨與政權。

    台灣因為國家認同問題﹐有些政治人物根本認賊作父﹐與中共一鼻孔出
氣﹐也扮演了“紅色代理人”的角色﹐這個歷史教訓我們絕對不可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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