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彝民與朦朧大間諜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逝世以後,官方對他的高度評價,乃至把他的骨灰送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使人想起當年香港《大公報》的發行人周榆瑞。上海《解放日報》出版的第三期連載小說也提到周榆瑞,正是無巧不成書。筆者沒有看到小說的原文,只看到今年五月十七日的《報刊文摘》摘要轉載了這篇小說,說明是「紀實文學選摘」,題目則是《一個朦朧式的大間諜》。

        何為「朦朧式大間諜」?

在轉載以前,該報有一段前言是這樣說的﹕「《侍衛官雜記》作者,是英國情報機構一名高級間諜,他的這段曲折、豐富的經歷,在解放日報第3期《連載小說》上作了詳盡披露。」文中的《侍衛官雜記》作者就是周榆瑞(筆名宋喬)。《侍衛官雜記》在五十年代初和《金陵春夢》齊名,被視為揭露國民黨黑暗面的野史,對醜化國民黨起了相當的作用。沒想到它的作者卻成了中共眼中的間諜。

那麼周榆瑞到底是不是間諜呢?這篇紀實文學選摘中有一段話大可玩味﹕「一九四六年初到一九四九年初,周榆瑞憑藉各種關係,經常進出國民黨政府,出入於美國駐華大使館、美國軍事代表團,同司徒雷登等美國軍政上層人物接觸,還時常到梅園,訪問中共代表團,見過周恩來、董必武。根據史密斯的要求,他名為採訪,實為獲取情報,以供稿形式,發給史密斯。史密斯給他的只是豐厚的外幣報酬。周榆瑞雖沒有填表格做英國情報人員,實際上是心照不宣。」

要說明的是,周榆瑞當時(抗戰勝利後)是《大公報》記者,去上述地方採訪、拉關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史密斯當時是一位獨立的英國記者,後來充任港府的官員,這篇小說說他是「英國情報人員」。不過就連這篇「紀實文學」也承認周榆瑞沒有填表格,僅僅是「心照不宣」,又如何算得上間諜?可見在中共的概念上,「記者」和「間諜」常常分不清楚,所以常常有外國記者被驅逐出境,而它自己的記者則非得充當黨的情報工具不可,不得有自己獨立的主張。正因為如此,對周榆瑞就稱之為「朦朧式的大間諜」。是間諜就是間諜,不是就不是,現在居然創造出一個「朦朧式的間諜」,是不是另外也有一種「透明式的間諜」?而在九七快臨香港之際,在《解放日報》上大爆當時中共和英國在香港的間諜戰,香港人當可從中瞭解,現在類似的間諜戰當更曲折複雜,不知這對香港民心會有何影響。

        發假消息「引蛇出洞」

有關周榆瑞這個「朦朧式的間諜」,中共由上述自己一套的說法,而周榆瑞本人在被中共三次關入監獄以後,最後逃到英國,並且寫了一本《徬徨與抉擇》,記錄了他被捕的經過,如果將這兩書對照起來看,必然饒有興味。而在《徬徨與抉擇》中,周榆瑞多次提到費彝民,以及五十年代初《大公報》的一些情況,作為「懷舊」,也該頗有意義。

按該紀實文學的說法,中共之肯定周榆瑞是間諜,是通過發出假情報以「引蛇入洞」,進行驗證。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當局出動警察包圍了司馬文森、馬國亮、齊聞韶、劉瓊、舒適、楊華、沈寂、狄梵等八人住宅,把他們加以逮捕和遞解出境。用當時負責對付此案的上海市一個公安幹部的話來說﹕「必有內奸,否則,英國當局不可能把情況摸得這樣準,不抓別人,只抓我們的骨幹力量!」所謂「骨幹力量」,必是「地下黨」無疑,中方在香港的這些地下活動,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現在肯定更加興旺。這位幹部後來到廣州找司馬文森談話,瞭解到周榆瑞曾向他打聽過在港的中共黨員和黨組織情況,看來司馬文森洩露了黨的機密了。於是他們故意向周榆瑞發放假消息。據說,「周很快到史密斯辦公室,在裡面呆了不到二十分鐘,就匆匆忙忙的出來了。周走了不到半小時,警務處就接到了史密斯的電話通知,內容與我們傳出的假消息相同。」「史密斯在通知警務處以前,還曾經向港督報告過這個情況。上述情況,被我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可見,警務處和港督周圍早在當時已有了中共的「骨幹力量」,而周榆瑞也被中共的「骨幹力量」所跟蹤。

於是,由中共的另一個骨幹力量費彝民出面,勸說周榆瑞回大陸作短期旅行。周榆瑞先到上海,再從上海被動員去北京,火車於經過蘇州車站時,公安警察就上到車廂裡把他逮捕。時為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四分或五十五分。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榆瑞才釋放回香港。而他在香港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麼事,這種情況,就如前幾年所發生的黃賢、劉山青、羅孚等事件一樣。

        中共「迫良為娼」

在坐監期間,當局主要查他和史密斯(在《徬徨與抉擇》中,以「M」代其名)的關係。周榆瑞一直認為M是記者,而非間諜,但在審訊人員軟硬兼施和車輪大戰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下(這種情況讀者可從最近出版的《斯大林肅反秘史》中找到共產黨法西斯專政的同類模式),他為免長蹲監獄,因此在他們要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的情況下(例如他承認是M派去大陸當間諜的),終於宣佈他接受了改造,可以放回香港了。按該篇紀實文學的寫法是﹕「鑒於周榆瑞交代自己的罪行極徹底,我們按照黨的政策,又把他送回了香港……」

但在《徬徨與抉擇》中,周榆瑞寫到當局決定放他回香港後,先後有幾個「黨的領導」找他談話,佈置任務和作指示。天津市黨部的孟秋江(曾是北平《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的實際負責人)指示說﹕「當你回到香港時,你必須在外國外交人士及新聞記者間交更多的朋友。當然你也必須恢復過去已認識的那些人的友誼……帝國主義份子已把香港變成偵察我國的一個間諜探視孔。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好好地加以利用。借用他們的說法,這可做為我們的收聽站,使我們消息靈通。由於很少西方外交家及記者是小心謹慎的,你有時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報,而你可以把這些情報向領導階層報告。費彝民因為是一個人民政協代表,他已不能再與外國人混在一道了。」可見黨要周榆瑞到香港充當黨的間諜。

而回香港前在廣州停留時,一位李主任則嚴厲地警告他說﹕「但你若是到達香港以後竟一變而反對我們,我們能立即對付你。只要我們在電話中把我們的意向通知英國人,他們將立即把香港交給我們。無疑他們更會應我們的要求把你們移交給我們。即使你逃到非洲、歐洲或美洲,我們也能抓到你,因為全世界很快都變成社會主義化。」

李還關照他﹕「你應恢復你的舊日生活方式,會晤外國朋友,過著寫意的生活。至於你的實際經歷,不准你告知任何人,連費彝民或任何黨員也不能讓他們知道。堅持你那虛構的故事,到你重覆述說幾次之後,聽來會更加真實。及至時機成熟,會有人和你接觸,你必須聽從他的訓示。」

        以流亡換取愛國與自由

大概鑒於這種恐嚇和當間諜的陰影,周榆瑞反而在六一年九月十日逃離香港,到了美國,並且出版了這本《徬徨與抉擇》。他在「前言」裡有一段話頗值得港人思考﹕「我在政治上的愚昧和對中共瞭解的不切實,使我幻想北平政權遲早會重新考慮新聞自由與獨立思想的可能性。因為在過去,有如對待蒙古人和滿洲人,中國人民常能成功地影響其征服者。以此之故,所以有幾年我是在愛國主義(照共黨對這名詞的解釋)與自由之間動搖。關於『思想改造』以及這種方法怎樣在中共進行,我一點概念都沒有。直到此書開始寫作,我才第一次體會到自由能以不必犧牲愛國主義即可求得。我愛中國並將畢生愛中國,因為我和中國的聯繫正與一個兒子和他母親一樣。但以一個尋求真理者的地位而言,我必須把赤裸裸的事實呈現到世界面前,以恢復我自己的良知,不惜以今後若干年的流亡生活作為代價。」

以流亡為代價來爭取愛國和自由的統一,這也是目前香港一些人的做法,所以香港才掀起一股移民風;這也是中國大陸一些人的做法,特別是年輕人,所以才有留學潮流的「世界大串連」之說。中國人要到外國才能愛國,才能自由,這難道不是對統治者的辛辣諷刺和悲憤控訴?

        以周總理的名義……

書中,周榆瑞也敘述了他如何被費彝民騙進大陸而被捕的事。那是五二年八月的一個星期六,費彝民「偶然」邀他到費家吃便飯,因為是偶然,所以要他不用帶太太戴芬去,但費彝民卻叫齊了《大公報》的其他幾個負責人馬廷棟、李俠文和李宗瀛。就是在這個飯局中,費彝民以「周總理還追懷到你」騙他進大陸。由於周榆瑞很快地答應,費彝民也由於喝了些酒而又興奮之餘,說了﹕「榆瑞﹕我要約他們三人(馬廷棟、李俠文、李宗瀛)一起來吃飯,是因為我認為你會拒絕去,他們可以協助我勸服你。現在……」但話沒說完,馬廷棟突然咳嗽一聲,費彝民就不再講下去了。

周榆瑞當然對費彝民有怨氣。後來在獄中冷靜下來以後,他對費彝民做出如下評價﹕「至於費彝民,我不但沒有瞧不起他,反而感到同情他。在共黨制度下,他無非是下棋棋手所走的一枚卒子。當然,共黨對他很寬宏,因為他們需要他在香港執行統戰工作,藉以爭取國民黨人和愚弄商人。由於香港的環境,他是對他們有用處的。一旦共黨奪取了香港,他便一定會被棄置。即使在大公報,他也僅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首領。所以,當共黨下令要他騙我進大陸時,他是不敢不從的。他無可置疑地是一個聰明和藹的同伴;但是卻有著典型蘇州人的性格,同他做朋友是沒有用的。同得意的人在一起,他一向是殷勤備至,但是遇到那些倒霉的人,他則棄之若浼。」(按﹕「浼」字恐為手民之誤。)

周榆瑞回到香港後,「費彝民並不落後的重建我們舊日的友好關係,他邀戴芬和我到他那華美的住所吃飯。他一定業已得到馬廷棟(按﹕馬被派往廣州表達費彝民和他對周榆瑞的歡迎)的報告說我不致向他找麻煩,因為我甫經走進他的客廳,他就表演著連串的最友好態度。他仍然是隨時微笑可掬,他也不曾忽略常常拍我的肩膀。」

        大時代知識份子的典型

周榆瑞早於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英國逝世,比費彝民早死八年。但是這場間諜戰的真相到底如何,只有當權者才最清楚。而周榆瑞最後被戴上「朦朧式的大間諜」帽子,看來並非「敵我矛盾」,因此也不需要「落實政策」了。但他沒有聽黨的話,不肯在香港充當中共的間諜,為革命作出貢獻,這點中共是不會原諒他的。

卜少夫在周榆瑞逝世後於《明報》寫了一篇弔文,有一段是這樣說的﹕「我深深認識到中華民族轉折期(最近這五十年)中,周榆瑞是個在這時代翻滾中大部份知識份子的標準模型。他的經歷,從衝動、幻想、追求、受騙、折磨、苦難,到覺悟、鬥爭、反間、脫走,而堅定立場,盡其餘生以貢獻於民主自由,是所有得以倖存的中國知識份子的一條共同道路。當然,這條道路上白骨堆堆,田漢、老舍、傅雷等等也包括在內。」

知識份子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能否救中國?現在也還是個問號。大陸的知識份子,北京大學的學生們還在努力鬥爭,海外的知識份子也在做呼應。但除了中共自己能夠「變質」以外,中國目前還看不到其他出路。這也可說明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給中國所造成的巨大災難!

《爭鳴》月刊 1988年7月號

(本文收錄於  凌鋒:《中共風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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